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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sch、迴圈、談「很台灣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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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月檎

「展示」本身帶有帝國意識,一八九五至今已超過百餘年的威尼斯雙年展,是一個彰顯國家國力的場合,透過展覽觀看世界國家文化藝術的發展情況。台灣能夠取得機會參加國外大展之脈絡,可歸為九○年代國際趨勢的發展。在七○年代基本上仍是以西方國家為中心,到八○年代開始有去中心化的觀點去注意第三世界國家,而台灣館亦在這波潮流中。藝術與大型國際展示結合,使用「國家館」作為分類,藝術家以國家單位為前提被看到,在處理「國家代表隊名單」的過程,早期的台灣會思索「我的國家有什麼?」的國家意識問題;到前期,或許因為政權轉換、兩岸的「外交休兵」政策,不再只是談論自身而是轉身處理「我們這個區域」將如何回應國際藝壇趨勢。一個大展考驗了一個國家的政治能力,國際關係的處理、外交人脈之交涉、資金的籌措與分配等,實際面上了展場又還有媒體爭奪戰、文宣發送、能見度之役….。在威尼斯雙年展的場域,從來就不是一件單純的藝術事件,藝術家不再只是藝術家,政治事務促使建立一個機制與藝術互相利益:對藝術家而言,焦點是如何將作品弄「好」、把藝術事業推往國際;對政治而言,藝術呈現的多樣性正訴說一個民主國家之健全、超越政經阻礙地炫燿藝術的某種自由性。現在,有許多國家館反之操作,使用他國藝術家,超越國家館的政治限定,是藝術對政治的某種反思,但也可能是另一種對戰策略。

不可不談的前提是,「模仿西方」是增強健己的一種方式,「模仿西方」的現代藝術概念,對本土主義者是可以合理的成立。(高千惠,發燒雙年展,p.52)從西方的雙年展中,我們可以看到自己,在自己的雙年展中,我們期待西方的眼睛看到「別於西方的特殊奇觀」。今年台北雙年展中,即使留美留歐的人都覺得很歐洲味,但在「歐洲的人」的朋友眼裡,它一點都不歐洲,是一種努力融向台灣的什麼都不是。這是一個奇妙且複雜的問題,但我的經驗太小,我還看不出它複雜的核心是什麼。美妙的地方也在這裡,它總是一個謎,各種各種看不清楚的東西。

若以精神分析心理層面的來想,現階段的台灣的認同問題開始出現轉變,從經濟上、政治、

國際認同上,近年的政治走向讓認同喪失自信,沒有一個「國家」直接面對二個關係曖昧的帝國,在混亂的情勢中,許多精英選擇離開,選擇移動,選擇「對角線」(這在能力培養與心理感受也不是簡單的事)。在擁抱這個弱勢位置給我們的難堪、自卑、難受與負面感受,透徹問題的核心,我們從「外交」、「台灣社會聲音圖景」走到了「這不是台灣館」。在近期眾藝員們的訴求語言中,透露的是重回深層的心理恐懼—「我們還是國家嗎?」

對「家國」的不安全感。

自1995年起,北美館方與五位在地與歐洲評委決定參展藝術家,選出以「台灣藝術」為主題的「台灣代表隊」,但實際上它從來都不是國家館,屬於威尼斯主場的外圍展,這偏偏側側的「既不是台灣館又是台灣館」的呈現,在各個政黨朝代之中表徵著各種政治操作策略。國內藝圈幾乎認定它是「台灣館代表」,但對近年台北當代館、各種私人展場的進駐進攻,它似乎已經不是肩負「台灣任務」的唯一一個展場;同時,而更多場力的進駐,威尼斯雙年展在「國家」的表徵意義上或許也已經轉變。但台灣藝術圈仍舊投射往年的國家想像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對藝術政治的想像,他們抒發了對藝術體制的不滿,對歐美中心抗爭、對中國中心主義的抵抗,抒發的是對軟實力強大的無奈,抒發的是對政府轉向中國的合理化情境部署。面對這些未來的恐懼,無法找到相對位置的挫敗(在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台灣藝術家可能處在一種沒有出口的危險狀況。

但或許呆灣的文化政策與藝術家更需要的是深層的反省能力,我們迷失在一股腦的藝術投案、投標、補助申請,這各種審查的門檻讓工作者也在獲得資格與補助的桂冠中暈眩,無意識間符合文化治理的期待。村上隆(2006)在《芸術起業論》說得很露骨,「當代世界美術市場有著明白的規矩,若不經由歐美評價的作品是很難得到世界級的評價的」,為了保證能得到歐美的青睞,讓藝術家作品在系統流通,這是當代藝術「被人」建立的規則,把歐洲正是國際展中心的現實納入前提之一。不透過西方中心的擴散,那些在地翻轉如同神話

這些是真實的現實嗎?在台灣保護主義下的小努力,所有用力肯定小迴圈(或許這樣也不錯)。當本屆策展人發文自述作品都是以台灣文化 為主要討論對象與內容得時候,原先批評的聲音忽然一片沉寂,但我認為這才是最應該檢視的問題所在!「民族主義」!藝壇人的反應彷佛說,只要做好「你是台灣人」的安全確認,比其他什麼都來得重要。(何況,在這場「以美學以號稱國際化場域」的威尼斯鬥爭遊戲場域,它還有來自更多議題在發酵,層層面面,糾結在一個歐美西方為中心的顯要標著)。

若還要努力抵抗那稱為怪獸的中心,從西方開展而來的當代藝術,亞洲該如何面對自己的接收與轉譯,在這樣的位置中取得站立的位置,也許可以像之前的赫島社獎一樣,讓評審作品的權力發生來轉換主權位置,但實際上,不少「同是弱勢」的小國也用過「自己評威尼斯獎」 這招。實驗明白,這反而更擺出了犬儒主義姿態(藝壇需要犬儒當道到什麼時候?)。從各處看得出,我們很有參與遊戲的欲望,「不夠國際化」、「不夠主體性」、「不夠地面」的標籤貼上,我們正以「西方的同情眼光」看待自己,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弱勢,上下內外塑造「奇形怪狀」的自己,卻也更是遠離奇形怪狀的權力,更加根深蒂固的弱化。當我們在合理指出「壓迫」這件事情的時候,也正為了這個「體制壓迫」 事件建立了它能夠運作的社會空間。只要有體制、評審這件事,它不可能沒有權力存在,如同知識本身就是權力的過程,要求它趨近「理想」,那可能需要更紮實的民主精神,礎於能溝通的人格素養。否則,這些控訴受壓迫的一方,永遠都走在權威複製的路上,革倒現況,替補上來的仍是代代增生的複製結構。 對於盡情煽動情緒議題化的藝員騷動,我們必須要格外小心。

要改變遊戲規則何嘗不需要有一個長眼的遠光,這個藝術社會的現有體制是一個被擬出的結構,除了這個次元,其實還存在非常多的世界,翻轉它何嘗不需用一個更長遠的眼光與運動進程的時間。「策展」可能是一種路徑,但如果停止一切細緻地探索與體驗,一味的以「想像的想像的西方」標籤取代真實體驗的飛行,用一切體制的論述或批評,一切的政治正確或政治不正確, 來取代了藝術本身能表現的場域,取消了更多各種田野研究(所有從高空到地面、從人到各種人),假裝看不見藝術實際的語言,無論假裝不看西方是權力、利益、政治的 衝突,我們可以平庸在一起,然後一起享受弱勢。

這不是能夠簡單定義與描述的,它是每一個主體在經驗中在時間中的旅程。在這個歷史複雜的土地上(哪兒的歷史不複雜),真的深根努力在各種問題的基礎研究了嗎。如果以現況的消費凝視,以西方之眼血殺弱勢的弱勢,加深壓迫的運作與自我異國情調化、自我台灣化,把台灣奇觀的痛,當做送給西方驚異的視覺禮物,豐富西方中心(甚至漢族中心)的文化結構。而策展人作出的選擇,何嘗不是一個在爭言爭寵生態之下的「自主決定性」的文化體現。

雖然無關前提,最後仍想小小表達支持,我覺得本屆的策展計劃是個有趣的諷刺,因為通常的「國際策展」會參考形塑世界主流的價值觀與形體,但又小心不以這個國際主流作為全面的參照而從中去找隙縫,避免與「以國人為對象」的國際展沒差別,但這終究正是被綁架的證據。呂岱如策展團隊這種明知梁山有猛虎還偏往虎山去,用富嘲諷意味的自我看待,自明性設計的詭計,我很欣賞這樣的勇氣,也很期待的這個計劃可以期待創造更多有效對話的開啟。並且,在展覽場域呈現之後,開啓另一個評論。

註:AOFA觀察者2012.03-12「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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