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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創作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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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關於作品〈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的心得書寫,但這篇文字並不討論作品的內容,而是暫時將理念擱下,單純的分享創作過程中所發生的一些事。這個影片取材自三位朋友陳良慧、羅天妤、袁志傑的私密家庭記憶,我從他們所講述的內容中,挑選了三段與我自身成長經驗相似的故事。而我想討論的,是在這三段故事的取材過程中,分別都發生了非常奇怪、有些神秘的「錯誤」。

錯誤一:陳良慧在自家樓梯間

陳良慧是在2010年向我描述這段記憶的,她說起父母關係很差,不是我所看到的表面那般友好。爸爸曾經有精神外遇的對象,晚上會背著媽媽和女性友人偷偷講電話,因此長久以來父母不停地吵架,而她總是和妹妹一起在樓梯間偷看媽媽。然而,當我將作品劇本大綱擬好,2014年重新詢問陳良慧時,她竟然一點也想不起來。想不起來的不只是故事的細節,而是,她完全忘了「父母關係其實很差」的事,好像不曾發生一樣……陳良慧努力地回想,以及我不斷提醒當時我們曾經對話過的內容,她才慢慢的拼湊起這些敘述,才又對著我說「好像有那麼一回事」、「我確實跟你說過這些」、「爸媽以前真的關係不太好」。

陳良慧向我解釋,大概是因為2010年她罹患腦膜炎,深度昏迷一段時間的緣故,那時常常分不清楚夢境與現實,也會將記憶放大、扭曲。因此「父母關係不好的回憶」確實有其事,但並不像當時跟我描述的那般嚴重(現在的她甚至快要遺忘了),那只是生病所放大的情緒而已。

是嗎?我心裡不免產生質疑。當時她對我訴說這些記憶,彷彿是一輩子也忘不掉的。會不會其實是康復的過程中,她刻意遺忘這些創傷,以此來保護自己不受到精神傷害的本能防衛?而2014年陳良慧所拼湊起來的這些(幾乎快要忘記的)故事,又是真的嗎?2014年的這些回憶,似乎只是針對「2010年時說了什麼」的回想,而不是對「那些發生過的事」的回想。她現在所描述的,只不過是對「曾經講過的話」再次確認罷了。

說不定那些事沒發生過,只不過是生病時的一場夢;或反過來,「曾經發生的事」在生病之後,變成只是一場夢了。如果記憶並無法追溯源頭的話,那麼語言所描述的又算是什麼。看著陳良慧努力回想那些曾經說過的話,「記憶」與「曾經發生」,突然就這樣子分離了,兩者無須互相參照,好像打從一開始就是完全無關的。

就此而言,真實的對立面並不是虛構,而更應該說,真實本身就有一種虛構性格。句型已非「不是真的…所以是虛構…」的二元對立,而是,陳良慧說出那曾經發生過的真實經歷,但同時那些記憶卻又完全是虛構的。這是永遠無法兌現的「證詞」,證人歷歷在目的說法,僅是法庭中做為正反詭辯的材料,「事件」就只是由話語所建立起來的。

錯誤二:羅天妤在房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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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天妤跟我說的故事,是嚴厲的媽媽教育小孩的記憶。我請羅天妤在房間扮演生氣的媽媽,將「母親體罰小孩的片刻」在作品中反覆播放。這樣的回憶其實不是什麼大事件,事實上羅天妤與父母的關係和「家暴」沾不上邊,創傷什麼的大概也稱不上吧。年紀小的時後因為學校成績不好,被媽媽揍而有了想逃走的念頭,這應該是許多人都曾有過的經驗,沒什麼大不了。只是在拍攝的過程中,羅天妤在狹小的房間,舉著手、面露猙獰的表情,影像裡這些「沒什麼的小事」突然就變的很有什麼了:攝影機只定格在媽媽猙獰的臉與舉起的手,去頭去尾,沒有其它故事,好像她們的一生就只有這個影像片段。

這是對記憶的斷章取義,從這個角度來看,故事完全可以說是假造的。或許因為這樣,羅天妤忽然產生對作品抗拒的想法,從一開始表達她不滿的感覺,到後來演變成憤怒與厭惡。在創作這件作品的後半年,我與羅天妤溝通了好幾回。她的抗議有好幾層原因,首先她覺得有種背叛媽媽的感覺,也覺得故事被利用了。當我跟她說,會將她的故事刪減,並將她的抗議也放入作品時,她似乎更憤怒,對於「她的抗議」也成為作品的一部分而感到作嘔。

對於看到作品的觀眾而言,無論是有感(沉浸在故事的情境裡)還是反感(厭惡獵奇式的取材而拒絕故事),原都是在創作的概念藍圖中。因為我確實盡力保持那雙重視角的平衡(持攝影機的取材者,或是做為朋友、共享記憶的人)。然而奇怪的是,我沒有辦法用「創作的討論」來安撫同是創作者的羅天妤。那或許是因為她對我的抗拒,完全是來自我們的現實(做為朋友),而不是關於創作的。在此,創作問題完全被視為是一種關於虛偽(而不再只是虛擬)的問題。因此矛盾的,這件作品的初衷是探討創作與現實那無法區辨的過程,然而在創作與現實真正遭遇的時刻,創作突然就這樣失效了。平衡在此時變得極不穩定,原是在創作的計算裡,但現在卻又完全是一種失算。

錯誤三:袁志傑在嘉義的紅磚圍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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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2年開始,我就開始以袁志傑的爺爺自殺的事件,做為創作的題材。陸陸續續,到了2015年的〈麥克風試音:致信黃國峻〉這件作品,已經是第四次使用這個文本了。袁志傑第一次描述爺爺自殺的故事時,其實印象並不深,那時他年紀還小,一直以來也不在乎。

但是,當同是創作者的袁志傑,在2014年亦開始以他爺爺的自殺來做為創作題材時,這絕對不是一種巧合。為了我蒐集材料的需要,袁志傑被迫不斷地反覆跟我說著爺爺的事,說著說著,他也開始在意起關於爺爺的記憶。又是一個「沒什麼的小事突然就變的很有什麼了」的過程。這與拍攝羅天妤扮演媽媽的故事場景,能夠相提並論嗎?一個沒放在心上的記憶,因為反覆回憶,就深刻、沉重起來。於是,回憶的似乎不再是那些曾發生的事件(爺爺或母親),而是藉由反覆描述,透過回想搭建場景。很奇怪地,「回想」變成不是向後著倒回過去,而是向前的全新構成。

無論是認同我的作品敘事(袁志傑順著作品來建構記憶),或者反對(羅天妤憤怒的駁斥),都是將作品視為既是真的(必須當真,才有順從或是拒絕的可能)又是假的(他們從不認為我動畫中的角色就是他們)。無論袁志傑是想以他的創作來回應或是對抗,能不能說這就是虛構侵入到現實之中的證據?諷刺意味濃厚的是,很可能我們作品中的那些懷念,並不是對「過去曾經發生」的感傷,而是一種純粹由文字或作品建立的虛構記憶吧。若在這其中有什麼創傷,或許也只在創作之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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