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藝術與地方知識的生產關係, Context 脈絡, Issue 專題, Reviews 評論, 全站文章

#1 奪回知識生產的權力:從業餘者的小知識生產到平權平台 Knowledge Producing Seize the Power: From Amateurs’ Micro-knowledge to the Platform of Equ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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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正遭受所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誘惑,畢莎普(Claire Bishop)稱為「社會轉向」(social turn)、佛斯特(Hal Foster)稱為「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y turn),那暗示著,藝術將從中獲得一種新的「論述權力」。這會是「藝術」能耐的擴張,亦或更複雜的矛盾與弔詭的深淵?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轉變與挑戰?

若不避諱自曝其短的尷尬,筆者想從英文acknowledge一詞帶給筆者理解上的困惑、今卻成為重新思索「地方知識」之契機來開始。acknowledge一般中譯為:1. 承認、公認;2. 鳴謝、答謝;3. 告知已收到等意涵;根據Merriam-Webster辭典的定義則有:1. 認識到一種權力(right)、主權(authority)或某種狀態;2. 揭露或同意某種知識(knowledge);3. 表示感謝或對於某事的義務;4. 作為真實的(genuine)或有效的(valid)的認識。在詞源上,acknowledge出現於15世紀晚期,是中世紀英文aknou(en)(recognize)加上leche名詞後綴而成,也有一說法是aknouen與knouleche (knowledge)的混和,而a被誤認為ac。[1] 可以說,該字詞本身與翻譯之間某種閃爍卻斷裂的「knowledge」(知識)內涵是引致困惑的主因。然而,這一困惑卻也提供著重新將acknowledge理解為一種知識生產之「態度」基礎:不僅關連著真實的或有效的「認識」(recognize)、與權力、主權的關係,更重要的是,這種「認識」如何獲得「承認」並且予以「答謝」。

倫理化的知識角力

在米歇爾.傅柯(Michael Foucault)指出「論述形構」(discourse formation)作為「知識 – 權力」關係的佈署方法,以及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從詮釋人類學角度提出「地方知識」作為一套「意義生產的文化體系(cultural system)」,所具有「對特定地方的特定事物賦予特定意義,並將其形諸特定形式,藉以發揮特定影響的模式(mode)」(Geertz, 2002:232)之內涵後,對「地方知識」的探思已不再僅是其「內容」為何,而更涉及它如何被「指認」、「建構」與「認可」過程中的權力問題。

也因此,「地方知識」的提起與被重視,涉及到對作為[認識論]真理的知識,如何通過客觀性、系統化、學科化與專門化來獲得普世有效性,並壓抑、否定乃至抹除了特定區域性、慣俗性的地方知識的反省──殖民與殖民者式的民族誌與人類學研究很好地示範了這種「排他」的暴力與服膺於某種目的性的知識生產。換言之,在對學科自身的西方中心與專家優位的反省下,地方知識相對於通則性知識在對特定事實以及意義深度的掌握上因而具有優位性,這既賦予地方知識生產的倫理性基礎,亦鼓舞著其生產實踐,地方知識成為有待發掘的藍海。

然而,這未曾止歇、以社造或藝術進入地方等形式來展開的汲汲營營,與其說迫進/實現了「接地氣」的理念,毋寧是在期許無窮無盡、多元、有待發掘的地方知識可能扮演起之於主流知識系統的對話/對抗角色,乃至辯證性「文化轉譯」的工作的同時,卻弔詭地證成了地方知識在倫理性層面的優位上,如何類似地展現出真理/知識所擁有的「排除」權力。

一方面,地方知識的特質在於其並非是單純的認識論真理,而是雜揉著倫理學、美學、信仰、親屬血緣等面向,恰如楊弘任指出,這是一種「共享實作邏輯」,既包含「如何做事」的知識與技術實作傳統,也包含「如何做人」的倫理與公共參與傳統,(楊弘任,2011:6)在這種質素下,地方知識與外來的專家知識相遇時,彼此間的再生產並非完全取決於知識內容與價值,反而是倫理層面上獲得認可與否的過程,差異知識系統之間的碰撞的火花,仍可能熄滅於相似的「排除」權力中。

這種普遍發生在人類學與社造工作層面的知識權力的鬥爭背後的倫理性問題,自然也發生在當代藝術開始轉進「特定場域」(site-specific)、文化行動並採取某種類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時刻,以及在有意介入地方知識與文化生產的行動中所遭遇的質疑與挫敗。然而,恰恰在這種挫敗中,我們得以更清楚地認知到藝術可能扮演的一種奠基為「CCC=Creative, Critical, Common」之「開放知識社群」創造的角色。

業餘者的小知識生產

陳冠彰作品圖
陳冠彰作品圖

與其直接進入到「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差異知識系統之間的角力競逐或辯證邏輯式地期待兩者間「往復依返」的相互充實與革新,或許回返到一種「前 – 知識」──一種「認識」或者說「個殊化的感性認知圖示、──式的業餘者的小知識生產,來思考其實踐內涵,以及如何進入到權力機制之間的關係,會是思考地方知識之「生產」的另種起點。

2009年時,因求學而寓居住於台南市官田區社子里的藝術家陳冠彰,創作了如何正確的─丟一包垃圾?》(How to Throw a Pack of Garbage “Correctly”?)。陳冠彰從這種日常不過的「倒垃圾」經驗出發,考察自身所寓居區域的垃圾車清運路線,以及這一「日常」背後的「系統」關係。

隨著「垃圾不落地」政策,「倒垃圾」成為一種的獨特的台灣日常經驗,因為這種經驗指涉的不僅是台灣現代化觀念中環境衛生整治工程的一環 [2],規範性的清運時間與路線以及慣例性的聚散活動,亦在儀式化的人際互動中形成某種獨特的地方知識。

「正確的丟一包垃圾」絕非如何盡善盡美地的打包與分類,而是從這些垃圾將何去何從的追本溯源中,去探索這一環境衛生工程背後所依循的知識系統與規劃邏輯。陳冠彰在獲得拍攝的應允後,先是騎機車、跟垃圾車拍攝,但因遭遇實際執行上的困難(比如車速比預想的快、對行經路徑一無所悉而導致好幾次差點撞上垃圾車等),在垃圾車司機的建議下,陳冠彰轉為與司機共乘來進行拍攝。這也意味著,藝術家從一位外部、客觀的觀察者的位置與視角,轉為疊合著司機與勤務人員 [3] 視角的某種對話者。

這一作品的呈現形式,包含從車內監看後方油壓機的小螢幕視角結合共乘時與司機對話的錄像,以及一份彷若宣傳六甲區地方觀光的官方地圖、實則為「垃圾車清運路線」之地圖、資訊上變造的偽觀光與文宣。這一文宣與地圖,作為一種混合著官方機制與常民生活而形構出、難以稱之為「知識」的怪異認知圖示,一方面展現出地方知識的生產如何從日常生活中展開,特別是以一種業餘者與小知識的形式發生;另一方面,這種小知識與其說要抗衡、取代大知識,不如說是通過它來揭露出大知識的形貌與結構邏輯,如垃圾車清運路線中的系統規劃思維(如垃圾車的停留點規劃是依據住戶多寡),以及對流行的地方觀光潮流提出一種幽默的批判與另類想像:垃圾車的清運路線如何可能作為一種觀光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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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章作品圖

相較於種種流行的、以表現美好事物、創造地方觀光價值的社區營造工作,陳冠彰顯然超前了許多,將這種往往被視為無謂、沒有吸引力乃至某種負面形象、記憶而遭「排除」的事物賦予獨特地位,而他業餘者與外地人的身分,則表明著知識「生產」的平權前提,以及如何在個體感性與外在結構的交錯中,形塑出既個殊又普遍的小知識內容。換言之,這種小知識或前知識生產的實踐,為的並非客觀、普世有效性,也無需等待權力評價系統的認可,它的重要性毋寧在於扮演起一種「重新進入生活所在地」並構連起其他知識系統的另類管道。這種地方知識因此指向一種「地理啟蒙」,其旨非關理性、知識或真理的獲得,而是透過知識生產權力的奪回,來宣稱、參與及維護「平權邏輯、的價值。

知識社群的建立:異議型紹興之聲音樂會

儘管《垃圾》示範了小知識生產作為另類感性認知圖示的價值、內涵,但在流轉於特定的藝術展演機制之下,我們很難評估這種小知識的效用,這無關乎知識的「有效性」或「有用性」,而是其生產的平權邏輯與作為重新進入地方的管道能在何種程度/範圍內被感知、理解與思考。在這裡,高俊宏在紹興社區的行動,因本身與社會議題相關而更明確地突顯出與大知識的抗衡與知識生產權力的宣稱。

位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旁、紹興南街與信義路交口的「紹興社區」,自2010年五月起,住戶陸續收到國立台灣大學寄來的民事法庭訴訟狀,指控居民侵佔校地,並要求這些「違建戶」「拆屋還地,賠償損害」,包括七十萬至百餘萬不等的求償金,以及要求六十日內拆除或騰空房屋以歸還校地,這一事件引發了部分社會運動者與台大學生的關注,並轉為一系列抗爭活動的發生。部分爭議在於,在歷史上,該社區的形成,是在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在國家政權的默許下搬遷進駐,不僅早於台大於民國四十年的土地登記,後來台大對該土地於民國74年申請為「病歷檔案室」使用,也因長年並未執行而早已違反國有財產法,此外,光復後的資訊流通不清晰,導致居民錯失土地登記的機會、校方也未曾告知土地所有權問題等,種種情況導致今日的爭議,說是歷史共業也不為過。[4] 紹興社區居民在毫無預警、也缺乏溝通的情況下,被現行地主台灣大學控訴違法佔用並直接進入到法律途徑處理,這種情況清楚地呈顯出「專家知識」對於權力的操弄與不對等性,包含對律法與行政程序的掌握、相關信函的官僚式表達與曖昧的文字遊戲,以及不斷透過大眾媒體將社區居民描繪為底層、弱勢以及違法的侵佔者形象,以確保校方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等。

2011年夏天,藝術家高俊宏、音樂家林暉鈞、《藝術觀點ACT》、南藝大博士班及音樂系的一些師生與北藝跨藝所學生因緣際會 [5] 下走入該社區予理解相關爭議,並組成一臨時性的工作團隊參與進抗爭活動中,(如6月份開始進行的社區居民影像訪談紀錄),種種行動能量最終凝聚為8月20日的「紹興之聲」異議型音樂會。其中包括南藝大音樂系師生於「玉衡宮」前的現場音樂演奏會,以及高俊宏等人 [6] 策劃的「紹興之聲專訪錄像」以及「紹興閱覽室開放計畫」。

紹興社區居民知名捏麵人師傅黃樹樑
紹興社區居民知名捏麵人師傅黃樹樑

「紹興之聲專訪錄像」是對十位社區居民進行專訪,內容為居民住在社區中的故事以及對台大強制迫遷索償的看法。在活動當日,這些訪談錄像借用居民自家中的電視播放,並結合社區導覽活動,將觀眾帶入居民家中觀看其生活環境、訪談影片以及直接面對面的談話,讓大眾更真實地了解居民實際的生活與處境。「紹興閱覽室開放計畫」則是將社區中一處閒置的私人空間轉化為社區之人文歷史資料的閱覽室,一方面為不受重視、個殊化的地方歷史,創造得已被呈現、閱讀與認識的平台,另一方面,閱覽室中放置著一些社區居民所出版或日常閱讀的某些專才與專業書籍,直接反駁了官方將居民典型化與刻板化為一種弱勢、缺乏知識水平、違建戶、搏取求償金的住戶形象。這些書籍包括:一位台灣知名的捏麵人師父黃樹樑(亦是自救會主委)所出版的捏麵人製作教學書、一位蔣姓居民手寫的形意拳敵嫡傳秘笈、一位居民平日所閱讀、相當「知識分子典範」的馬克思著作等,在改變對居民與社區形象的同時,也突顯出具有掌控媒體與知識權力的專家知識的濫權。

「紹興之聲」展現了地方知識生產在社會運動的基礎上之另種樣態,在這裡,地方知識更關乎「自我認同」以及「形象 – 話語權」的鬥爭,恰如紹興社區自救會所表示,他們「不為抗爭而抗爭」、「不願讓外人污名化為暴力者」,藝術家通過訪談來建立起居民對自身處境多重視角的認識、對專家知識(包含官方、運動人士、一般名眾的議論)話語暴力的批判與辯論,以及居民身為非學科化、非典型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都是一種將知識表達與生產的「權力」交還予居民的方式。通過對知識與話語權力的爭奪與運用,不僅展現著對抗[拆遷]論述暴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重新網絡化、關係化了當地居民彼此間的認識、互動,高俊宏稱之為一種「同舟共濟式的共同體模式」,創造出有機運作的知識連結與生產社群。[7]

高俊宏於紹興社區拍攝專訪
高俊宏於紹興社區拍攝專訪

 

小結:CCC Knowledge:開放知識社群的建立

當代藝術正遭受地方知識 – 權力的誘惑,但這也恰是重新思考其生產機制與價值系統的契機。地方知識的生產,總是與特定權力的連結與運作相關而有其意識型態框架,知悉這一點,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具創發性與批判性兼具與知識生產思維,這不僅需要有更多人投入業餘者小知識的生產實踐,也需要一種能夠允諾容納這類小知識、前知識、另類感知圖示、保障平等與平權呈現、表達並予以鳴謝的平台,筆者稱之為以「建立開放的知識社群」為旨的CCC Knowledge。

CCC為Creative、Critical、Common三者縮寫,而這一對「CC創用」內含挪用並予以增添「批判性」思維,為的是強調「創意」不能缺乏批判性,「共享」也不能不觸及平權思維,方能使多樣化的小知識創發性、分享性的生產能夠同時扮演起對「結構 – 權力 – 排除」暴力的警覺。吳瑪悧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2009~)、鄭波的「野草黨Ⅱ+蟾蜍山共地計畫」(2016)對公館蟾蜍山的田野與協作、Post-Museum的「SURVEY: Space, Sharing, Haunting」(2016)對東南亞藝術社群與新加坡雙溪路(Sungei Road)跳蚤市場的調查等,都體現著某種CCC與諸種小知識的辯證,使得地方知識與普同知識之間的往復依返關係,要求的是一種引導革新與實踐能耐的開放性態度。藝術如何積極地實踐「感性認知=前/小知識生產」或為這種知識生產創建平台,而非在知識權力的誘惑中無意間參與了對他者的壓抑與排除「創意」實踐者;如何通過「acknowledge」的知識生產態度/手勢(guesture),在經過不論是融合、角力或衝突後不僅達成某種層面的「認可」並且予以「答謝」,將是藝術實踐在地方知識生產上的一道知識、倫理、政治、美學交錯之課題上的艱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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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cknowledge

[2] 「垃圾不落地」政策首先起於台南市在民國88年5月1日全面實施,同年七月一日彰化縣員林鎮亦開始全面實施試辦,並在2000年後隨著環保署長郝龍斌的大力提倡,而逐漸落實於各縣市區。

[3] 垃圾車出勤是兩人一組,一為司機,另一位是在車後操作車斗壓縮機的隨車員。垃圾車屬大型貨車,因此車上有三人座位。

[4] 還有一爭議點在於除了當時一些非列管眷村的居民,後來的遷入居民亦有依循合法的房屋買賣途徑而住入,而部分後者被批評為求取賠償金的投機人士。〈紹興社區具歷史背景 台大生為安置住戶請命〉,來源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15/7136.htm。2015年,在台北市長柯文哲推動的公辦都更下,與台大校方簽訂「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合作意向書」,加入對紹興社區逾半世紀的悠久歷史如老樹與歷史建築的保留方案,並盼該案能成公辦都更模範。〈〈北部〉市府台大合作 推紹興社區公辦都更〉,來源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76719

[5] 包括透過紹興社區長大的「心靈工坊」出版社總編輯王桂花的引介,以及該期《藝術觀點》的編務需求等原因。

[6] 策劃團隊為:高俊宏、王品驊、賴俊泓、邱俊達。

[7] 高俊宏,龔卓軍,〈「僕人的僕人」的空間返權抗爭〉,《藝術觀點ACT》第48期,來源網址:http://bcc-gov.blogspot.ca/2011/10/blog-post_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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