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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行動主義的界線 _ 地域與藝術共生之筆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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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船行動 at Spain ©Women on Waves Foundation

一艘船艇駛近港口,碼頭上不知誰在叫囂「恐怖份子!法西斯!」,對小船艇投以怒吼。

這是2014年末,3331 Arts Chiyoda舉辦的「生活作為形式(巡迴版)/ Living as Form (Nomadic Version)」展覽,其一組參展團體「Women on Waves」的 《墮胎船計畫》的場景之一。這艘船裝備有一整套墮胎醫療器材,能夠安全在船上進行墮胎手術。它專門駛向西班牙、葡萄牙那些法律禁止墮胎的區域。港口擠滿一大堆人,墮胎贊成派、墮胎反對派、還有一堆媒體,有時政府甚至派出巡邏船。這艘墮胎船在港口引發一場大亂鬥,然後,就跑掉了——它的目的就是藉此激起社會對墮胎議題的議論。

3331 Arts Chiyoda的這場展覽,是紐約「以生活為形式/Living as Form」的精簡版,原展覽統整了自90年代社會參與型藝術的進程,介紹了二十多年來具明確企圖及意識、與地方重大社會問題、具體議題相關的藝術計畫或行動。展覽關聯出版物《生活作為形式:1991-2011社會交往行藝術/Living as Form: Socially Engaged Art from 1991-2011)》(由MIT PRESS出版),也收錄有上回我們談到的Claire Bishop,她也在作者群中。

Living as Form: Socially Engaged Art from 1991-2011). MIT Press.

本文開頭的《墮胎船計畫》,許多人都會認為那是一件非常具有強烈「表演性」的作品吧。但這樣的評論讓我有些介意,難道這些企圖影響大眾、具特定社會目的的政治性表演,完全就只能歸結於行動主義之下嗎?我們該怎麼思考行動主義跟藝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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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評論集《在這樣的時代思考,凝視恐怖行動的視線[譯註1]之序文中,區分了行動者(Activist)與作家(Writer)的角色差異。桑塔格寫道,行動者為了以特定手段改善、解決現實中的特定問題,因而對每一件事物進行了簡化;相較於此,桑塔格認為,直接處理多元而充滿矛盾的世界複雜性,才是作家的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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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Sontag,《この時代に想う テロへの眼差し》(木幡和枝譯), NTT出版。

桑塔格對作家與行動者的區分,並不能說是在歌頌現實世界中的「藝術自律性」吧。會這麼說,是因為桑塔格是一位無論處於何種時局,都敢於對政治/社會狀況發表直接批判的知識份子。她曾身處於越戰時期的河內,也曾經歷波士尼亞戰爭中的賽拉耶佛,還曾在911事件後美國愛國情緒高漲之際,直批美國政府,對其做出尖銳的批判。這麼一位總是直視政治與社會,並且持續表態的作家,她對行動主義與文學差異之見解,被認為值得人們用心傾聽。

桑塔格在2001年獲得以色列耶路撒冷獎。她在頒獎典禮的獲獎演說中,明確主張以色列軍隊應從巴勒斯坦自治區撤退,並且還做出以下敘述:

「文學是一座對抗簡化的聲音的屋子,是細微差異與矛盾的居所。(……) 作家的職責是讓我們看見世界本來的樣子,看見世界各種充滿差異的主張、區塊與經驗。」[譯註2]。

由此可推論,文學並不歸結在表達訴求的可能性之下,也不歸結於帶給社會的影響力。能夠描繪出多元價值、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世界,才是文學、以及廣義藝術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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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我在日本千葉縣松戶市的共用工作空間FANCLUB辦了一場小座談「從台灣佔領立法院思考藝術與社會」,如講題所示,是一場與2014年三、四月發生的太陽花運動有關的座談。太陽花學運在當時也引發日本討論。

太陽花學運當時,我正在台灣美術館《Tomorrow Comes Today》展出。在台北藝界人士的幫忙下,我在抗議熱點的立法院旁邊,做了一場小運動「自己的電力自己發」。我製作一台腳踏車發電機,車上裝置的發電機可以把動能轉化爲電力,腳踩踏板之際,就將電力輸送給一隻擴音器,遊行參與者便可藉此發聲,讓自己的聲音擴大。與起說我辦了一場小運動,倒不如說是為了參與抗議的個體做了一套發聲設備。

後來,我在一個可稱為奇遇的機緣之下,進了立法院內部。被佔據的議場空間,沒有失序陷入一團混亂,與平常議事功能不同,反而被重組成為另一個機動性空間。議場內分有媒體組、翻譯外電組、醫療組和物資組等,學生們透過議論程序之後,整理出佔領行動的目的以及對政府提出的要求,再翻譯成十多種語言,透過媒體及網路,對外、向國際發出訊息。立法院就這樣從議場空間轉變為佔領運動的核心樞紐。

不僅核心樞紐的運動參與者令人印象深刻,在議會空間周圍,那些散發獨特存在感的物件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帶有重量感的椅子、裝有寶特瓶的瓦愣紙箱,用繩子紮實綁好堆在門前當路障;市民提供讓密閉空氣得以循環、被運入的黃色換氣導管。平常拿來限制人群移動的紅龍被拿來當作曬衣架,各種電纜以膠帶假固定於牆上地上——諸如此類,在場內的調度範圍內,運用有限物資,將空間巧妙地轉換成另一種別於一般功能的機動性空間。還有一點,就跟立法院周圍的抗議行動,自始至終都和平進行一樣,議場裡的物件,都在抗議結束後還能恢復原狀的原則下使用,絕沒有遭受到暴力破壞,這點值得特別一書。

以社會運動之名,在議會中心向政府提出具體要求,並且以高效率對外發布訊息之時,在佔領行動空間周邊,那些被實現的物件配置方式,既不屬於運動的社會性目的,也不屬於訴求的範疇,而是展現了一種姿態:即使是在緊急的情況下,也保有創造性,在一定的自制之下,也能就物件的單位及性質,創造出新的空間。

港千尋先生曾現身於太陽花運動現場,從他拍的一張照片,再現了這種對物件的豐沛創造力。(港千尋《創造革命的方法(革命のつくり方)》, p175, INSCRIPT出版社[譯註3])。立法院周邊的政府機構,四周都架起看起來又重又沈、纏有帶刺鐵絲的「X型」拒馬。其中,某位男子把紙箱舖在一座拒馬下擺,再立起一支傘遮陽,就這麼在新誕生的柔韌環境中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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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港千尋

從社會運動的周邊找到的這些細節,既不屬於社會性的意圖、也不歸結於政治性的訴求,而是反映了世界潛藏的歧異性。椅子加繩子就可以變成路障,纏著帶刺鐵絲的柵欄也可以變身沙發長椅——以物件的配置方式改述世界的意義,就此便能確實理解這場運動尋找新生存空間的本質吧。他們不就簡直是桑塔格索說的「細微差異與矛盾之居所」,與周遭物件發生關係、與物件一同建構出抗爭的場域嗎?台灣的社會運動,比起所謂反權力、對體制的敵對狀態,也更樹立了一場充滿物件創造力的慶典式場域。

桑塔格區別了行動者(Activist)與作家(Writer)的差異,強調後者具有不可歸結於社會性意圖的狀態。這是由一位對政治表態毫不避諱的知識份子所指出的重點。如果最大程度地承接她的論點而論的話,那也就表示在社會運動之中,也一定潛藏著無法歸結於政治、社會性效果的東西。這種無法歸結的東西,出現在台灣的社會運動中。在這個場域,同時將世界的複雜性做出臨時性的解釋,同時把這個世界轉變成另一種樣貌,這種緊急的創造力,是否就跟桑塔格所思考的文學(藝術)之本質,多少有些重合之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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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1] Susan Sontag,《この時代に想う テロへの眼差し》一書為日本NTT出版社特編的發行版本。

[譯註2] 此處譯者譯自英文原文,並參考了黃燦然版本的翻譯。桑塔格的原文為:

Literature is the house of nuance and contrariness against the voices of simplification. The job of the writer is to make it harder to believe the mental despoilers. The job of the writer is to make us see the world as it is, full of many different claims and parts and experiences.

(出自Sontag, Susan (2007). The Conscience of Words: The Jerusalem Prize Acceptance Speech. In At the Same Time: Essays and Speeches,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Google Play Books version] Retrieved from https://books.google.com)中文譯本可見黃燦然譯(2007), 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 麥田出版社, p.187.

[譯註3] 港千尋《創造革命的方法(革命のつくり方)》中文版2015年由心靈工坊出版,林暉鈞譯,革命的做法:從318太陽花看公民運動的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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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 Mad city 〈アートと地域の共生についてのノート第2回 アートとアクティヴィズムの境界線〉 https://madcity.jp/note02_ikeda/

(鄭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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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關係美學 _ 地域與藝術共生之筆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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