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盛興團隊成立於2014年，關注於社會議題，成員在台南承租舊工廠，經營具備展演、議題推廣與短期聚會功能的複合式空間。曾舉辦過廢核、彩虹遊行，同時也是花蓮「海或瘋」市集2015–2017年的籌備團隊。2016年與2017年運作之「能盛興工廠國際藝術村」曾邀請多位外國藝術家來台，工廠退租後，現以協會模式持續運作中。

在2018年初結束空間營運的團體能盛興，過去經營的空間位於舊台南紡織產業的集散地，一棟由兩間老房子打通改建的工廠裡。工廠外牆上嵌著斑剝的「能盛興工廠」字樣，斜對著台南幫[1]曾經盛極一時的新復興紡織廠小門。從能盛興工廠的陽台向外瞭望，尚可看見空無一人的紡織廠內部木造結構群。

[1] 鬆散的台灣商幫組織，源自日治時期，成員多來自於台南北門地區，早期以紡織業
經營為主，後來產業版圖逐漸擴張到水泥、營造業，目前持續運作中。

「能盛興」團隊的名字，來自於數年前成員初到台南時所租賃的工廠名稱。出生於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工廠屋主，因年少時父親病逝而倉促接手家業，「能盛興」一名是當時為了與親戚所繼承的家業有所區隔，截取家族長輩名字所創的新名。後來工廠經營方向幾經變更，隨著八十年代的紡織產業外移潮逐漸荒廢，廠房在2014年租給了今日的能盛興團隊。

過去能盛興的相關研究與報導，多著重在能盛興團體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可能底下另闢新局，以一種回歸傳統的價值認同，重新體現人與土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例如：團隊成員視彼此為「家人」；工廠一日裡最重要的時刻是端出一桌菜、架上長椅凳，從天井大喊：「吃飯了！」的晚餐時光，而鮮少提及能盛興還是一座工廠時，在全球貿易系統中運作的歷史，而這也造成我們在閱讀「能盛興」團隊多年來參與社會運動的始末，以及當中兩年經營「國際藝術村」時，所處理的問題的碎片化。

「能盛興」名稱的新舊使用者都曾經歷社會價值與經濟結構的轉變期，而雙方所彰顯的價值觀，也不如表面上「能盛興舊工廠=資本社會當中的逐利者」vs.「能盛興社運團體=資本社會當中另闢新局的實踐者」般簡單。我以為出現在能盛興晚餐餐桌上的，是自由主義當中新保守主義者對於過去保守主義的修正[2]。如果能從另一個角度加以比較，將會更清晰地理解今日能盛興成員所選擇的生活方式與其在時代中的意義。因此，我想借一份2016年的訪談稿，來補齊當中的缺漏。

[2]2017年能盛興國際藝術村的策展人邱柏廷所撰寫的論文〈夢土：N藝術村創建始末〉詳細
描述了在這之中種種衝突與合作。另可參閱蔡繡如、邱柏廷編《異托邦實驗場計畫：能盛興工
廠國際藝術村年鑑2016》（台南：能盛興國際藝術村，2017

說話者：邱能泉（能盛興工廠前負責人、能盛興團隊前房東）
訪談人：李奎壁
訪談時間：2016.6
訪談地點：能盛興工廠斜對面的民宅倉庫

我的父親邱甲，是一名服務於日本政府的飛機修護員

我的父親邱甲，是一名服務於日本政府的飛機修護員，民國9年，由於南洋戰爭的緣故，被調派到上野的軍事機場。當時父親除了飛機修護員一職外，也在鄰近經營一間機械零件製造廠，四名伯父都攜帶家眷到日本，在父親的工廠裡幫忙。

每年，台籍飛機修復員有一個月的返鄉假，為了供應家族龐大人口的開銷，父親的返鄉假總是在日本機械大廠中渡過。父親是個儉樸的人，有一次，豐田汽車公司給了父親極為優渥的顧問費，父親立刻買了一件英國毛呢大衣，與致贈台灣親友的物品一起收到行李箱裡，自己則繼續穿著袖口磨損的襯衫工作。

我的母親來自於大內（現台南市大內鄉）的地主家庭，在那個女孩子普遍不識字的年代，母親完成了小學學業後才改為在家自修，講得一口流利的日文。當時母親往來的多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仕紳子弟與日籍教師，據母親回憶，最時興的約會，是到日人經營的林百貨公司（位於台南市中正路上，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歇業）逛街、再到台南公園划船、品嘗小吃。雅好日本文化的母親原想遠嫁日本，成為一名真正在日本生活的日本人，終在外祖父堅持「台灣的女兒不嫁日本人」的強烈反對下不了了之。在父親允諾，一定利用職務之便帶她到日本生活後，母親這才接受了出身貧苦農家的父親的求婚，隔年，在日本生下大姊。

要五毛賞十塊

戰時，日人對於擁有專業技術的父親不可謂不重視，父親的宿舍位於台日混居的鎮上，每當美軍在空中撒下空襲傳單時，父親便讓母親攜著剛出生不久的大姊，搭馬車到鄉下友人家避難。聽母親說，有次緊急離開市鎮，臨時接到消息前來的村長，看到母親付給馬車伕的32元車資，嚇了一跳，直說，派出所所長的月薪也才36元呢！

民國34年，昭和天皇公告終戰詔書，大量滯日台人自日本返鄉，父親也與母親討論是否要回台灣發展。依母親當時的意思，父親在日本的事業剛起步，返台後一切又要從頭開始，又逢戰爭結束、時局動盪不安，若要恢復在日本時期的水準，肯定難上加難。恰巧戰時存放父親等台籍員工戶籍資料的檔案庫被戰火燒毀，與父母交好的日本鎮長表示，若父親想要留在日本生活，他可以幫幫忙塗改戶口資料，這更加深了母親留在日本的堅持。兩人討論到最後，父親念及在台灣的雙親已然年邁，四位哥哥都跟隨自己待在日本，若自己不回台灣，四位哥哥更不可能捨棄在日本舒適的生活、返台照顧雙親，這才毅然決然地踏上返鄉船。

英國大衣創紡織廠

那年，父親所有的家當都留在日本。回到台南後，父親到海安路典當了當年以豐田汽車顧問費購買的英國毛呢大衣，成立了「源發紡織廠」。工廠成立初期也兼販售馬達外殼，有陣子還利用閒暇時間到國華街賣剉冰貼補家用，直到父親以在日本習得的機械技巧，製造出第一台取代笨重傳統機械的新式紡織機，這才正式開啟了家中的紡織事業。當我上小學時，已經是個飯桌上頓頓能夠擺上一鍋滷肉的殷實之家了。

手工仿造進口機台

源發紡織廠隔了一條街，就是侯雨利經營的「新復興紡織廠」。父親時常借業務之便到訪新復興，參觀工廠自國外引進的新機械，回家後再憑腦海中的印象改造機台，屢屢有成功者，也分享技巧給苦無機械專業的同業們。後來這件事傳到侯雨利耳裡，笑罵父親是「賊仔目」，明令員工，此後不管發生任何事情，千萬不可讓父親再踏入新復興紡織廠一步。

源發紡織廠在台南市中西區的紡織廠當中不是最大的，但布料樣式總是最多、最精緻。在沒有專利著作權概念的年代，父親打一開始就知道印花布容易被仿製，因而捨棄了中西區紡織廠大量生產的印花棉布，轉以紗、綢緞、緹花布等單價高、技術難度也高的布料做為主要商品。也因為父親正確的商業策略，在民國40年代美援物資大量進入台灣時，源發紡織廠順利推出以美援棉花作為主原料的新產品，成為家中事業獲利的高峰。

織品技術，台南競爭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新產品「府綢布」——「府綢布」有著綿布柔軟的特性，又帶著尋常棉布所沒有的光澤，是新興的襯衫衣料，價格略高。在源發紡織廠開始生產府綢布之後，新復興紡織廠才開始正視襯衫用布的需求，著名的「太子龍制服」，就是新復興紡織廠在父親瞄準襯衫市場後，運用尼龍與棉混紡出來的新襯衫品牌。不得不說，父親在商業上的眼光獨到而充滿前瞻性。

民國50年代，府綢布的獲利逐漸縮減，父親逐漸將紡織廠的重心移到緹花布與絲綢上，並自行研發染劑。過去棉布以米白色調為大宗，一般布料則以僧尼灰、靛青為主，新復興紡織廠的「太子龍制服」就是掌握了布料市場上顏色選擇不多這點，以高原黃的襯衫創造品牌鑑別度。這件事提醒父親布料顏色的重要性，在我小學四年級時，父親便發出一款紫紅色的綢緞布，被國小導師買去做成旗袍，一時之間在年輕女老師之間蔚為風潮，誰都在問，這美麗的紫色布料，是打哪來的？

源發紡織廠的布料除了製作旗袍，也被零售商買去做成了和服、領帶，連父親嫌棄獲利不多的府綢布，店家都爭相製作成高價涼傘販售。當時源發紡織廠的絲綢布甚至還有專屬商標——一名身穿和服、盤髮，戴著髮簪的婦人圖樣。興許是父親對於母親日本夢碎的一點補償吧？

日漸西山紡織夢

紛擾的民國六十年代，面臨了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逐漸失去優勢。順應時代潮流，源發紡織廠的主商品從綢緞布變成了製作新娘禮服用的蕾絲布。大姐的丈夫，也以合夥人身份參與家中紡織廠經營，主張源發紡織廠應該像其他紡織廠一樣，搬遷到勞工工資更加低廉的東南亞地區，以節省日益增加的成本。

但父親認為紡織業在台灣已呈頹勢，應該要重新回到機械製造的老本行，雖不至於放棄源發紡織廠長年打下的基礎，但也不應該固守在單一產品之中。幾番商議之後，民國65年，父親結束了源發紡織廠的經營，改名為真源鐵工廠，專門製造紡織機械。同年，父親讓姊夫攜了一小筆資金前往東南亞，尋覓紡織廠未來的設廠地點。

雖然工廠改變經營方向，父親仍在由紡織廠改建的鐵工廠裡保留一小塊地與紡織機台，讓願意留下的紡織廠師傅天天來工廠上班。每天下樓開工前，父親必定到紡織機台前待一會，才拉開工廠鐵門，迎接前來上班的師傅。

能盛興

就在真源鐵工廠開始運作的第二年，父親病逝，倉促接手工廠的我，著實手忙腳亂了一陣子。後來，我將父親給我取的名字「邱能泉」、祖父「邱格興」、大伯父「邱盛金」，三個名字各取一字，將工廠改名為「能盛興」鐵工廠，專注於製造紡織機械，也兼生產過外銷彩帶與針織產品，最後才隨著民國80年代的產業外移潮，正式結束了這段紡織業的歷史。

在這之後，我擔任過國民黨議員的私人助理，也做過房屋修繕、開過計程車、當清潔工，以前曾經玩在一起的紡織廠老友們如今都不住在這個街區了，高小姐他們[3]跟我租了工廠後，我才再次聽人們提起「能盛興」這個名字。

[3]後來的能盛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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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d by fiona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