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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相對論_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 情境主義?境遇主義?造勢主義?

Guy_Debord_(al_centro)_nell'aprile_1957_con_Michèle_Bernstein_e_Asger_Jorn凡是考試,都有標準答案,雖然現實沒有。譬如考試喜歡問,某某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誰?然後倒楣的考生就得填上幾個得分或失分的名字。可是,真的有誰能代表整個潮流嗎?台灣新電影的代表是侯孝賢、魏德聖、還是朱延平?中華民國的代表是馬英九、利菁、還是郭台銘?我們總是渴望以某個人取代所有人,為每件事指派一個神話英雄或罪魁禍首,這就是我們體內的法西斯。藝術對抗這種法西斯的策略之一,是創造沒有作者的作品,沒有為製造醜聞出面負責的個人,沒有拍賣市場哄抬價格的簽名。譬如紀‧德柏曾參與的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這個名詞永遠無法被化約成紀‧德柏一個人的名字。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iste怎麼翻?有人翻成「造勢主義國際」;有人去掉「國際」,採用「境遇主義」;有人把「國際」調到前面,變成「國際境遇主義」。其實,L’Internationale 和situationiste分別具有清楚的歷史指涉,這兩個字的身世明明白白,就看我們能否把字詞的具體脈絡翻出來。

只要稍微涉略過存在主義的人,對situation這個字不會陌生,在沙特的語境裡通常被翻譯成「處境」:存在先於本質,在個人依據「身處的情境」採取行動之前,沒有任何意義。比方說,沒有爭奪自由的行動,自由沒有意義。1957年情境主義國際成立,很多人就認為,情境主義者是更激進的存在主義者,他們不再只是依據處境、採取行動,而是要發動革命,喚醒被資本主義的影像奇觀麻痺的社會大眾,起身開拓顛覆權力的情境,創造自由解放的時刻。順著這個革命邏輯,情境主義者不創作任何藝術品,因為藝術品只是藝術家累積身價的資本,藝術品造成藝術的異化;他們要創作的是日常生活,一個大家可以共同參與創造的情境,所有人都是藝術家,換句話說,不再有藝術家。

如此理想主義的情境主義者,在法國1968年5月的社會運動得到了大顯身手的機會。這就觸及到要把「國際」擺前面還是擺後面的問題了。我們知道,當時的法國彌漫著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嚮往,而蘇維埃政的政治領袖常以「國際」為共產主義的發展命名,如「工人國際」、「社會主義國際」、「第三國際」、「共產主義國際」等等,「情境主義國際」顯然挪用了這些共產「國際」,標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一場新的革命佈署。不過,和格局恢宏、紀律嚴明的共產主義集團很不一樣,情境主義國際的組織鬆散,也不常集體行動。那麼,如《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一書的譯者趙剛所採用的「造勢主義國際」,就會產生像音樂社會學者何東洪下面這段話裡的問題:

Situationism,學界翻成情境主義,台灣翻成「造勢」,我覺得更生動,情境需要建構創造,造勢就是要把人call來,創造很多可能性。

當情境主義者們在街頭印傳單、發小冊子時,當他們在城市的牆面漆上「廢除異化的勞動」、「不要去工作」這些68名言時,當他們在公共場所搞破壞時,並不必然要把很多人call來。情境主義者又不是政黨候選人,不需要「造勢」。他們可能只是幾個在城市裡飄移的年輕人,從這個街區快閃到下一個街區,在建築物的牆壁上書寫,巨大的句子印入行人的腦海:「街道的石塊底下,埋著沙灘」(sous les pavés, la plage)。

直到今天,這個句子還時常在抗爭場景中出現,鼓動行人加入抗爭對伍,挖起街道上的石塊,扔向鎮暴警察。沒有人知道這句話的作者是誰,它的著作權不屬於任何人,也屬於任何人。

 

註:AOFA觀察者2011.05-2012.03期間發表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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