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與絕對空間「文字力・評藝堂」合作之刊登】
文｜李奕慧
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成立百年之際，各館舍相繼推出主題展，相關的關鍵字也有意地湧現在現時現地，由文協颳起的文化啟蒙風潮，似乎穿越了時空吹到我們的耳邊、身旁、眼裡、心中。
國立臺灣文學館與嘉義市立美術館（簡稱嘉美館）協同推出街區藝術計畫─「更名者遊途」，由藝術團隊「太認真計畫」策畫，以市區的四個地點，對應到四項子題「普羅美術」、「社會雜感」、「肖像會」、「逮丸民報」，將自己化身為城市旅遊的神秘客，搭配展覽所規劃的街區走讀地圖與線上語音導覽，尋訪11 處藏身巷弄裡，也許已經更迭、斑駁的文協史蹟點，挖掘嘉義這座城市百年前的土地記憶，走入那百年前的眾聲喧嘩。
本次尋訪嘉義，試圖佯裝為一名「神秘客」，以 U-Bike 為移動方式，潛入這座城市之中，並以智能手錶紀錄路程的軌跡。出自對這座城市的情感連結，使我選擇了「更名者遊途」這檔展覽作為書寫主題，因出生於嘉義，成長於嘉義，一直到 2012 年才到異地求學，然而，嘉義在這幾年如蹬羚般的跳躍發展，讓我每每回到嘉義特別有感，所以即便「當下」是離我最近的時刻，仍感到疏離，這份疏離也讓我具有目的性的「神秘客」人設，更拓展了一份「在地」之外的視野。
看時看日，看風景
2022年 4月 17日（日），午後的烈陽灑落在綿綿細雨過後的柏油路面上更顯悶熱。雖走出冷氣房迎面而來的溽熱讓我一度想打消出門念頭，但因藝評培力計畫的發表日在即，實在不得不有所作為，便背起輕便的行囊，搭上前往嘉義的列車，炙熱的太陽讓我只能拉起半面窗簾來抵抗這烈焰，剩下未掩的另一半，則留給在車廂窗景中飛速換幕的沿途風光；半掩的窗簾形成一道涇渭分明的渠線，拉上簾布的那一半仿佛時間靜止，與另一半窗外倏忽而逝的民宅樓房、加蓋鐵皮、蔥綠稻田，動靜之間形成強烈對照，乘坐列車的身體感頓時掉入時間與速度的裂縫中，在行駛向前的窗間看見的自己倒影，似乎也預示著今天這趟城市之旅，將會在無數的回望與凝視中不斷與自己相遇。
「看時看日」是依據農民曆為某事件挑選黃道吉日的傳統民俗，挑選日子的儀式感也讓某項即將被執行或即將發生的事件更添增了一份慎重，前往看展的這一天，展期其實已經結束（展期至 2月 27日），也因此思考過是否要改變書寫的主題，但再反思，每一次的展覽結束，究竟會留下些什麼？也許一檔脫離美術館母體的展覽，是讓藝術走入常民生活的可能，又或者這條脫離的路徑更應該說是回歸，回到藝術最初的起源地。
隨著車廂播送即將到達嘉義站的廣播，起身緩步走向車門，打開手機中的電子票券，想起以前下車前慌忙尋找的紙本車票，現今已日漸被電子票券所取代，而剪票員手中的打洞機也變成一座座的電子閘門。
通過閘門後，我已正式抵達了嘉義。
更名者：改名改運勢
姓名不只能指稱出某人某物，還可能顯現出家族傳承、人生期許、歷史脈絡、文化背景等，能以見得命名賦予了蘊藏在文字底下的意義，「改名改運勢」是從姓名學的角度切入，以名字的音律所產生的磁場進而改變人的命運，更有「改名出運」一說，例如許多藝人為了讓星途更加順遂，砸下重金聘請命理老師「算」名，而臺灣這座島嶼也曾有數次的更名。
1544 年，臺灣這座島嶼，是葡萄牙水手口中讚嘆的「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到清領時期正式定名為「臺灣」，然而在世界版圖的動盪下，統治權數度易主，1895 年進入長達 50 年的日治時期，直到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由國民政府接收、統治；數百年來，這座島嶼經歷無數次的改名，但命運在歷史的長流之下卻未能一生安順，島嶼上的人們也在殖民認同與獨立自覺之間徘徊。
本展覽所名「更名者」的由來，是來自於嘉義梅山作家張文環「滾地人」一書，以書中主角陳啟敏的視角記敘日治時期的「臺式」風景；陳家為讓親骨肉（武章，啟敏弟弟）能榮升國民小學校長，所以提出了改名申請，改名後的台人戶籍上會被劃記號，以便與日人做區隔，讓處心積慮想出的名字有如空殼一般，而啟敏也僅只是村長的養子而得此「榮光」，成為山村中唯一一位擁有日本姓名的農夫「千田真喜男」，但這道榮光卻沒有照亮未來，反而指向了死胡同的暗巷，不諳日語卻有日本名，讓啟敏／千田真喜男陷入既非日本人也非台灣人的困惑。大時代下，啟敏的故事絕非特例，人民面臨著語言、文化、甚至姓名的轉換，身處在政權遞嬗的小人物，連自己是誰都無從選擇，「我是哪裡人？」的叩問也不斷縈繞。
在開始今天的城市之旅前，我將轉變身分、改變姓名成為「神秘客」，必須謹記「神秘客」的守則：不能透露出自己的真實身分。
「神秘客」的起源可追溯到 1940 年代，一家名為 WilMark 的公司聘請調查員扮演顧客，以協助企業獲得商業中所需的數據回饋。更進一步理解這項制度，調查員以匿名的方式，在不被店員察覺情況下進行顧客體驗，是為獲取最貼近實際狀態的觀察，以此概念置入本次旅途之中，從我、自己、嘉義人的身分轉換為「神秘客」的過程，是秉持新身分的原則，將原初對嘉義先入為主的認識擱置一邊，重新認識這座持續變動的城市風景。
從美術館出發
跟著走讀地圖，一邊聽著拉吉歐 On-line，悠然的樂音混雜遙望當年的聲音顆粒，來到第一站「嘉義市立美術館」，對應的子題為「普羅電波」，仿製嘉義市崇文國小的播音塔設置館前的戶外庭園，在展出期間，會播送陣陣「收音機體操旋律」的旋律，與文化運動家楊肇嘉先生的《我的希望》台語演說交錯覆蓋，如同介於兩個電台頻道之間的聲音訊號，已在展期結束後卸除。
試著想像這座復刻播音塔以黑色被「還形」放置在嘉美館甫開放的戶外庭園，於形而言，回應了嘉美館由日治時期菸酒公賣局改建而成古蹟棟及其時空背景；於色彩而言，全黑的雕塑抹去原件上應有的時間刻痕，與園區白色碎石形成強烈的視覺衝擊，讓人很難忽視這突兀的存在；於地點而言，也不免好奇，為什麼要將這座日治時期用以播放校歌、廣播、軍歌教唱等用途的校內播音塔，複製後搬離原址，且選擇放置於走讀的第一站？
1895 年，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的挫敗，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同年，臺灣前輩藝術家黃土水與陳澄波誕生於這座島嶼，被成為日本人的兩人，承襲來自漢家庭的文化風俗，亦同時接受日人入台後所推行的新式教育。「普羅」一詞可在陳澄波代表作《我的家庭》見得，畫中的家庭成員面前都有一個物件來代表自己，陳澄波手持象徵藝術家的畫筆與畫板，前方桌面放置了一本《普羅繪畫論》[1]，「普羅」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的聲音書中所談論的是以大眾為對象的藝術，，在日治殖民之下被視為反抗的躁動，在戰後白色恐怖中被視為有左傾的思想，將此書畫入畫中，隱晦地表現出藝術家對於社會的關懷，也許因藝術的無邊無際也為在時代之下被噤聲人民提供了一處精神寄託之所，看似柔情似水的藝術身影，卻也能滴水穿石，穿越了百年的光景，產生了跨時空的漣漪效應。
文化是一個地方人民的集體記憶，但一地的集體記憶也會因時空背景而有所改變，太認真藝術團隊藉由今昔古今的地點考察與物件使用，回到當時的社會氛圍，用以作為政令宣導或是軍歌教唱的播音塔，如今轉換成為展覽中的黑色雕塑之一，「黑色」為觀展民眾與市民，留下一處尚未填入色彩的想像空缺，而黑色的選用也許也回應到日治時代下，因不符合當政者的殖民理念，而被刨去的報紙版面，那些無法被談論、不能被述說的語句。
對比現今美術館之於社會的公眾意義，展現了在這片土地上前人們的殷切期盼，匯聚眾人之身／聲而成的社會參與成果。
走向城市：以藝術作為參與社會的途徑
離開嘉美館之後，像徒步上山般不依賴 google map的 導航，僅以手中地圖及巷弄路牌作為指引，以最原始的找路方式尋訪地圖上被標示出來的地點。
第二站來到「社會雜感」——嘉義中正公園，前身是嘉義公會堂（簡稱公會堂）的所在地，創建於大正 9 年（1920年），擁有當時臺灣最大的餐廳與咖啡廳，也會辦理集會、演講、展覽等的複合式場域。大正時期廣設的公會堂，也帶領眾人從過往民間聚會的廟埕，走向了現代化的公民集會場域。
展覽期間，在公園的綠地上裡架設可以讓民眾互動的 12 個黑色路檔立牌，立牌上的標題是曾於公會堂發表過的講題，例如「臺灣人口問題」、「棄少數從多數」等，讓民眾成為現實生活中的「鄉民」，針對議題發表想法，類似於留言牆的互動機制很直白地將公會堂的功能搬移到現今的時空中，然而在照片記錄裡卻少見針對議題的回應，更有塗鴉、片段詞彙被書寫在上頭，這是開放民眾參與環節中可被預想到的樣貌，這也顯現出觀眾群的性格，對於以藝術參與社會的形式感到陌生，一則為那段歷史是大部分居民未曾參與過的，難以短時間建立起共感；另一則為現今大家多習慣於快速簡短的訊息傳遞，較少有機會對應特定議題發表完整的論述。但不能否認這處展覽子題的規劃，對應波伊斯（Joseph Beuys）所提出的「社會雕塑」，以整體社會角度面朝大眾，發展出社會教育的可能性，也契合了美術館功能中的教育功能。
國民政府來台後，改名為帶有領袖崇拜意涵的「中山堂」，承襲了日治時的公民參與功能，於 1989 年改建而成中正公園，其命名源自於已故前總統蔣中正之名，戰後臺灣也多能看到有黨國意涵的街道或建築命名。改建為公園後，常能見身著休閒服裝的居民，三兩成群漫步其中，或可見親子、青年族群在廣場的磁磚鋪面上滑直排輪，抽換了不同時空下的場域意義，在這裡我遇見重建時設置在周圍的世界偉人雕塑，如蘇格拉底、孔子、孟子、牛頓、居里夫人，還有人稱嘉義媽祖婆的許世賢女士 [2]，卻已不見由民間發起的社會宣言。公園對面是設立於住辦混合大樓的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在同一條街上，往前一些則是陳澄波畫筆下〈琳瑯山閣〉的原址，現已改建為合作金庫嘉義分行，這些原址之所以還可以被找到，也是因為嘉義的街廓規劃，承襲於日治時期的城市規劃。
接著，繼續踏上 U-Bike 前往慈龍寺的林玉山濕壁畫，因遲遲未能找到，所以在同一個路段徘徊多次，索性以地毯式的方式，每到一個路口就停下來確認路段與方向，最後終於在神秘客咖啡對面街角找到慈龍寺。寺中的壁畫是林玉山唯一作於宗教建築中的畫作，回看日治初期，臺灣與中國的交流往來受到阻隔，備尊崇的唐山師父在此一情況之下無法來臺，也因師父們的技藝通常是不外傳的，助使本地書畫家及匠師有了成長與嶄露的機會，發展出地區的宗教工藝風格，如具代表性的嘉義葉王交趾陶。
位於美街（現為成仁街）上的「肖像會」——木更咖啡，對應回百年前的臺灣摩登時髦的咖啡館，女給是順應新型態休閒場域而生的新興職業，不只販售酒水、料理，更販賣服務人員與顧客之間的曖昧氛圍，受到明治維新後的西化影響，女權意識提升，女性也從家庭走向社會，「女給」一職對於傳統社會的男女有別，無疑是一種身體自主權的轉折。
「肖像會」的地點選擇也很巧妙地選擇了一個消費性的場所，意即沒有身份的限制只要能支付相對的金額即能進入，突顯了進步社會下的眾生之相。在展覽結束之後，撕去了原本貼在面向街道落地窗上的女給大圖輸出，撕去了民眾手中寫給文協百年的肖像貼紙，回復了咖啡館原本外牆面貌。
美街，在清領時期是米商聚集之處，得稱「米街」，而短短百尺的巷弄，多位藝術家屢屢在臺灣美術展覽會上取得佳績，因而得美稱。台展三少年之一的林玉山，藝術養成部分來自於父親開設在美街上的「風雅軒裱畫店」，奠下中國傳統繪畫顏料製作的基礎，1928 年第二次入選台展，於同年與嘉義、台南的藝術家組成春萌畫會，地域性的畫會為地方藝術風格塑形。現在的美街仍有幾間裱畫店開張營業，有市場需求便就有供給，所以也能預想在這一帶，仍有持續在新生萌芽的藝術能量。
繼續往前行到「逮丸民報」——臺灣圖書室，策展子題同樣對照了百年前的報紙出刊，呼應了現今的場域特質。臺灣圖書室在 1995 年，是張宏榮醫師與幾位朋友，為舉辦與臺灣本土文化相關的讀書會與講座所成立的集會基地，1997 年因張醫師回到屏東故鄉行醫而結束；2011 年洪雅書房的房主感念張醫師的啟蒙，積極籌備圖書室重新開放，圖書室這棟老建築原為蘇欐弘律師的事務所，其後代延續蘇律師的「延續、發揚臺灣圖書室」的精神，將老建築翻新而成，在這個空間中，放滿了文史圖書，有張醫師所留下的臺灣冊，也有民眾捐贈的書籍，並定期發行名為「荳滾仔」[3] 的季刊、辦理講座論壇、提供展覽場地等。
翻閱書架上的書刊，許多未曾認識的嘉義樣貌在書頁上被勾勒出來，以嘉義人視角所書寫的文句，讓我理解何為本土文化，實實再現了只在某地才會有的氣息，例如陽光、街景、四季變換等，過往所發生的事件與城市樣貌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被淡忘，文字為日漸模糊土地記憶留下繼續傳承而下的紀錄。
再往裡面走去，是以社會議題為軸線辦理講座的場地，不被人談論的歷史只會是已成過去的某段時間，但當人們開始談論時，便會形成一股從人群之中而來的力量。
從他方的返途
日人入台後所推行的新式教育至 1920 年代已有二十年有餘，生於日治初期的嬰孩也已長成社會上中流砥柱青年。1921 年 10月，林獻堂等人於今靜修高中舉行文協成立大會，以文化及政治運動的軟性手段取代武裝抗日的流血衝突，試圖喚醒臺灣人的主體意識，爭取臺人的自由與權益，文協會歌中，更有「樂為天下人」一句，可見得當時參與社會運動的有志青年，突破了地方性的視野，不以民族、血緣作為區分你我的疆界，展現出追求自由民主與涵納多元的壯志。
最後一站為嘉義市崇文國小的播音塔與時鐘塔，是第一站的仿製黑色雕塑的原址，因疫情期間，所以無法進入校園，僅能在校門前遠眺幾十年過去，仍屹立於校園裡的時鐘塔、播音塔，為現在的人們留存追憶時空的念想。時鐘塔，是校友為慶祝建校 30 周年而建，象徵著一段學習的過程，在日治時期之前的時間概念，是依循農曆時節而計時，1985 年 12月總督府頒布標準時間制，建立守時守法的觀念，時間統一讓社會進入標準化的制度，有助於統治者的管理。久而久之，人們也習慣於指針上所代表的時間，指針所指向的數字，從數量詞的計算成為一日中的特定的時刻。
石川欽一郎從原鄉到臺灣來，帶來有外光派思想的英國水技法，帶著學生走出畫室到鄉野取寫生，從臨摹靜物到觀察所處的土地風景，以眼睛所見之景為描繪對象，漸漸走出中國傳統書畫、東洋畫與西洋畫的畫風，陳澄波筆下看見歐洲後印象派的繪畫技法、看見在夕陽斜照下的淡水；在林玉山的自然描寫中，看見臺灣農村特有的風情，看見常民生活的場景。
這裡是走讀的終點，也是這趟旅程開始的起點，亦如日治時期的留學生從原鄉出發，再返鄉的過程，留學生們從歐洲、日本帶回的新觀點，綜合了他方觀點與在地關懷，在社會中引起了自我覺醒的震盪。
走讀：無法重製的身體感
越來越多館舍串連場域外的空間，以作為多面向、跨領域的對話可能，是以聯盟策略走出美術館，大展覽館型的展出形式，轉而變成小而多的遍地開花。本次展覽連結了城市中文協史蹟點，以走讀的形式，似近似遠地安排每一個地點的規劃，無法以太快的步伐行經，每一條路線都可以依不同的旅行需求，自行調整，也在走讀過程中勢必會走進城市之中，走在嘉義街道，仿佛人生就像一齣主演身兼導演的電視劇，而親臨現場的身體感，無法在印表機被複製，無法在數位雲端感受，這是一次次的近身肉搏，也是一次次的真實面對自我。
美術館之於社會的公眾意義
嘉美館於 2020 年正式開館，在這之前，嘉義人的藝文能量匯聚在文化中心、交趾陶博物館官方館舍及地方複合式藝文空間。一個地區的博物館／美術館／藝文中心扮演著非正式藝術教育及營造藝文性格的功能，嘉美館從籌備到正式開放，思考如何突破以往居民所習慣的藝文參與方式，則成為美術館定位的首要之務，依循嘉義畫都歷史與畫會人文紋理，奠定三項主要基礎「保存及發揚畫都嘉義之精神與榮光」、「結合美學、藝術及文化創意扎根於生活與教育」、「豐富嘉義地區人文城市內涵」。扣合上述所提的核心精神，2019 年尚在美術館籌備期，由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辦、嘉美館承辦的《直到今日：108 年再創嘉義畫都生命力主題展》，集結了嘉義前輩、中生代及新生代的藝術家，跨越了時間與創作媒材，在同一個展場裡展出傳統與當代的藝術語彙，可看見企圖透過策展所展現出傳承精神。這檔展覽更早於開館時的《辶反風景》[5]，是社群的擾動也是鋪陳以藝文展現城市特色的未來展望。
雖年代已久遠，只須拂去歷史容貌上堆累的塵埃，讓歷史成為領路人，帶領我們前行，而展覽則是一條引繩，引發個人思考的開端，展覽的結束，是思考的開始，思考這片土地上，這座城市裡未來的發展潛力。為了要讓民眾可以更深入體會那段我們未能參與的歷史，本次展覽大多著重在日治時期時代感的還原，部分地點與人物也許與臺灣文化協會活動未有直接關係，但文協介入社會及啟迪民智的策略，不斷在今與昔之間被複製與再現，地點的更名、街道的更名、姓名的更名、身份的更名，又如何只止步於文字表面上的譯義，命名背後，擔負著時代脈絡與土地精神，本次展覽透過走讀地圖、黑雕塑、語音導覽，帶著民眾回到這段歷史曾發生過的起源地，經歷日治、民國時期，許多統治的政策，左右著歷史的發生，然而，這段時間也許我們未能參與，也沒有直接關係，但能讓在身份認同裡迷路的人們，回望自我，以自身的詮釋角度認識自己腳下土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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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羅繪畫論》（プロレタリア繪畫論），1930年出版。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官網。
[2] 許世賢（1908~1983年），臺灣第一位女博士、女醫學博士。擔任嘉義女中第一任校長。1982 年擔任嘉義市第一任市長。
[3] 「荳滾仔」，音譯為台語的蚯蚓，象徵如蚯蚓般掘地翻滾的草根力量。
[4]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_嘉義市崇文國民小學
[5] 嘉美館開館的第一檔展覽《辶反風景》，展期2020 / 10 / 06 – 2021 / 01 / 10。
關於作者｜李奕慧
現任高雄市立美術館教育專員。在高美館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後成為美術館館員，從第一線人員到文化平權承辦人，關注於文化平權到全人近用的實踐過程，期待每個人進入展覽場域之後都能有美好的參觀經驗，開拓藝術與社群之間多向對話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