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彥翔（策展人、藝評與藝術作者）
#新常態 #新機構批評 #南方生態學
提問：去中心還是碎片化？
自新冠疫情爆發流行至後疫情期間，我們所在的地方不可避免在全球的政、經、生活的劇烈衝擊下，經歷了體質上的巨大轉變——特別是南部臺灣藝文生態。然而，這樣體質的改變，在生活經驗與本地的藝術文化參與經驗上，卻似乎還沒有一個深刻的著力點，以連結這些鄰近在即的生活／生命問題與人類世的屬於全球的普世性問題。就如同在本土防疫相對成功下臺灣社會沒有經過「lockdown」（封鎖、封城），但其精神狀態卻鎖在內部需求與關注之中。
本文是從筆者在高雄生活、工作的觀察報告；高雄與南部臺灣在前疫情至後疫情時期，整體環境從文化建設到個體空間的歷經改變，整體文化發展面貌之巨大變化，事實上需要一系列的機制上的問題提問；一面對於重新將生態、體制與更全面性的反思放置進入議程之可能性，一面同時是將筆者自身碎散的疑問，做一個思索上統整和感受上的梳理，對於新的尚還找不到言語表述的境況，嘗試進行提問的模塑。
一些問題首先浮上來：「南方」藝術的策略是什麼，什麼在進行中？還有什麼有別於地域性自我重複、自我加值、什麼樣的視野與途徑可以鋪展？
「暴露」如何成為創造與反思？
在甫落幕的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展覽《暴露》（EXPOSED）中——這個透過20世紀愛滋病流行疫情作為例則，去觀視流行病背後關於種族、階級、性別、身體、歧視等議題，重新去面對、思考暴露於流行病蔓延下的藝術實踐，以映射於當今剛經歷過新冠全球疫情之社會狀態與個體存在。
展覽其中一個子題為「在機構中的創造與反思」（Making and Rethinking in an institution），透過藝術家菲利克斯．岡薩雷斯─托雷斯（Félix González-Torres, 1957-1996）非物質性作品《無題（Julie Ault肖像）》限地再現重構、Jesse Darling （1981 -）以機構批判的方法重構菲利克斯作品的耗材、廢棄物、Benoit Piéron（1983 -）置入病院（醫療機構）空間進美術館，以及 Zoe Leonard（1961 -）重現1992年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 IX）中將人體陰部攝影並置在其他展出作品旁側的計畫。如展覽論述所提到：「機構作為一個已被名詞、被規範、種種沈重處方和過去的記憶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容器，讓人忍不住想把它翻過來⋯⋯藝術家在與機構的緊張關係中工作，尋求打開這之間的間隙，揭示和喚醒慾望，並為它們的流動創造新的空間。」
如此討論疫情／後疫情相關主題，無論是最直接相關的展示新冠本身之研究／資訊／文獻、對話於疫情中劇變生活之取材創作、省視疫情之社會影響等展演，在歐美藝術場域中因攸關對緊急情況、社會衝擊、大事件的迫切反應而相關案例不勝枚舉。對比於此，在臺灣的後疫情藝術生態及狀態中，鮮見直接對於新冠疫情本身回應之系統性探討之展呈與特定計畫項目。
而在前揭展覽案例中令筆者所關注思考的，是其揭示了兩個探討方向的必要：其一，如何以正面角度看待探討新冠疫情、疾病、脆弱性、緊急事態等，一定程度作為機構（追求永續健全的單位）力求排除之事物，透過一定方法的檢視、引導進入經驗當中（或面對可能是發生中的經驗），是具備有自我診療甚而重新激活藝術機構、文化建置其內部和外部運作彈性與商議空間的可能性。以上述為例，事實上，為愛滋病患者維權工作中所對抗的偏見、恐懼、對開放資訊、知識平等、情慾流動的正視，剛好一一在剝除制式機構的種種束縛與沉痾。同理我們可以運用在新冠疫情與機構之間。
第二，對全球新冠疫情與過渡到疫後新狀態之反應，未在臺灣的藝文環境中激起論議之聲，顯然很大程度上不是關於資源是否充足、研究完備與否、或隨疫情漸退而相關議題討論降溫，而更是一種集體式迴避，迅速進入記憶的冷宮，這點十分吻合我們的歷史經驗，亦攸關於我們文化經驗所能夠暴露於外在衝擊下的耐受性與強度——或者某種力量消化了這樣的衝擊。而此歷經全人類社會重創中「病識感」的缺席，則恰恰作為一個檢視的時刻，對於今日臺灣藝術生態與文化環境中機構與建制尚缺乏而迫切需要的。
從機構質變至藝術生態質變
觀看臺灣官方藝文體制進入所謂第二波美術館風潮，將得到一個巧合的時間軸；從疫情前後南部臺灣藝術機構的幾個節點，可以列舉出從南美館之創立標舉第一個行政法人館所於 2019 年 1 月正式開館（而新冠疫情推估於該年底出現），嘉美館在全球疫情流行時期 2020 年末開館，高美館則是從疫情前 2019 年高雄獎獎項變革，包含設立計畫型暨跨領域藝術與其持續發展、2021 年改制「市民畫廊」為「KS 高雄實驗場」、「大南方」論述鋪陳與相關展覽推出，內惟藝術中心則是在 2022 年 10 月開館試營運，屏菸 1936 文化基地於全球疫情晚期的 2022 年 2 月揭幕，後續延展的規劃還包括屏東原民館、屏東縣立美術館、屏東縣典藏庫房。時間上跨越了自新冠疫情前而延伸至疫後。
這裡筆者以 1990 末至 2000 年興起的新機構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模型做為參照，其所標舉的民主化與開放精神的方向，轉變美術館博物館機構從作為展示主導之空間，轉向而更側重社會功能與教育功能的面相，更具備社會參與意義與扮演社會重構的角色；將傳統美術館／博物館機構改造進化，以積極生產者取代傳統功能，以機構作為社會實踐。當然，當時之機構主義因其條件與社會脈絡的變化而消退。
然而，即使與前述之條件與體質、社會背景有差距，這些過往新機構主義的實踐導向、節目設定，在這波體制與機構更新形塑與架構的過成中，漸漸融入機構建置成為標準配備。以南部臺灣少數中大型規模之機構而言，這些機構都逐步（或局部）運用內部機制的建立與調整，將美術館機構轉變為更為動態的教育與推廣單位，試圖和地方、社區、社群建立雖不到緊密但保持對話的狀態。試圖轉變其作為公部門「官方」機構的角色而趨向「公眾」角色，以較為內在批判調節的角度，扮演社會重構的角色。
而因著新冠疫情之衝擊，中央與官方將政策定調為振興與產業復甦提振立即效果的前提下，資源挹注板塊的移動。另外矛盾的是，臺灣在新冠疫情中防疫表現而產生的特殊情狀，由於臺灣在全球疫情中（即便經歷了無可避免的幾波本土流行）並沒有經歷歐美國家那種強烈起伏的衝擊，社會與產業經濟沒有反彈潮。反而是由於邊境限制而轉移來的國內觀光的需求，大型藝術節慶在各縣市區域蓬勃。
很明顯地我們在體制改造的推進中看到明顯的質變，文化館所營運偏向以「觀眾」（audienship）導向的市民文化體驗展演場。藝術家面對的是全然不同的產業圖景和生態質變。以振興為名為號召的策略，雖然達到藝術扶植、產業振興的效果，然而亦形成新的淘選機制，甚至慢慢成為一種常態，成為文化治理機器的一部分。在這種情形下，機制批判與自我批判如何能成立（在一種亟待餵養的情形下），是否對官方特別是節慶資源過度依賴？自我的修復與重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進行？
藝術工作者如何進行生態內部的重建？
以疫情復甦為名的國家振興機制除了經濟力量的強力注入，並很大程度上主導了社群動員的動力，回過頭來展現另一種屬於當代城市的集體儀式性，特別是在疫情期間與之後，透過不斷地對市民之集體動員來鎮壓病毒的（非）暴力。然而這樣的動員，是用一種非常屬於媒體的儀式性，取代交陪社群的節慶性，亦帶來了取代病症的疲憊感——特別是對生產者的副作用——進入集體超渡和集體操累。
如果說借用「交陪境」這樣的概念來描繪 2008 至 2018 這十年間的臺南當代藝術境況，可以適切地描述出當時臺南藝術社群與單位的豐富性、連結性與活性，那麼今日則是呈現出不同碎片，以不同的局部在生態內部重建與重整。疫情衝擊、轉變與集體嘉年華後，需要的是新的精神動能。而這個動能出現的挑戰是：在疫情的衝擊之下，原來相對資源貧弱的南部城市，不得不選擇（其實有其他途徑）迅速的途徑。因此，問題是：反嘉年華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看到疫情中、後，南部臺灣一些藝術群體／單位的恢復動態：絕對空間持續進行計畫推動和推動單一藝術家個展，海馬迴光畫館經過世代交棒。正白藝術空間以一種延續黑白切的空間、無贊助的體質，比較像是生物學上的蛻變，同樣處在世代交替中將新經驗與新問題提出（2022 年 3 月開始了第一個系列計畫）；由實驗音樂聲響社群的耳蝸，經過疫情期間的暫停後於 2023 年 3 月重新啟動；噪山 2021 年 4 月有了第一檔展覽，然後 5 月疫情後進入空間整建，至 2021 年 12 月又以創辦人黃至理的展覽再度開始，隨後即進入不定期常態性展演，近期《平滑漸層帶》（2023）為系列透過藝術家配對的方式進行對話的帶狀展覽。另一較鮮為人知的微型空間「小水坑」在因疫情延後而終於在 2022 年 2 月開幕，則是亦形成小的藝術社群。
這些有機的脈動中，筆者想特別指出的案例是么八二空間 2023 年一系列以藝術團體 ／單位為主角的展覽，第一檔是藝術家群體「沒有共識而有共鳴」、第二檔與臺南的節點空間合作，讓人聯想到 2010 年代 臺南藝術空間相互串的圖景。但該系列計畫與其說是在 重新建立社群網絡，更應該被視為是重新羅織集體經驗。或許可以說，陳正杰似乎目睹到當今藝術場域以及南部藝文環境索缺乏一種集體性的資產。如果沒有形成集體性的資產，有形的，或者無形的、抽象的，那麼就會對公部門單一資源更加依賴，而這種集體性資產無法用資源的注入替代。那麼提問是：集體性資產可以是什麼？可能是什麼？我們的集體回憶可能是藝術語言、話語、經驗、建檔工程，但一定不會是用一個電影語法：「那些年一起看了奈良美智特展」——藝術家奈良美智並沒有原罪，但是這樣的文化經驗生產究竟是療癒機器還是消費式的遺忘機器，這部分需要被辨識指出。
南方觀點的生態如何孕生？
我們總是期待有一種南方的方案是代表著邊緣、未知、另類解方，期待有一種以南方角度的生態學思維如何可能，喚起更多生態想像的可能，進入這區域的藝文／生態的編織工程。一方面是對當代機制批判的生態轉向下，重新理解現存生態系統結構、生產狀態，一個生態中那裡有什麼？有哪些行動者？未來藝術生態發展的可能性是什麼？另一方面如果需要某種形變與轉向，那麼有可能的方向是什麼？什麼樣的條件和什麼模型可以形成？
以偏重於在地藝術脈絡與人文歷史的南部各館所，雖然沒有強搭「非人」、「萬物」轉向，然而亦試圖將個貼近在地思維形狀的生態觀點納入展覽中測思，高美館終於將在 臺灣官方對疫情完全解封後（預計今年8月期間）透過與加拿大國家藝廊合作引入巡迴展「Anthropocene」（暫直譯人類世），可以看作是人類世學術浪潮的最後一個落腳。
如果借用阿爾及利亞哲學家穆罕默德・塔勒布（Mohammed Taleb）的南方觀點生態學角度，也就是，當我們不再把「生態」只視為資源總和，第一世界那種已經可以將資源或環境看成是一種資源，而可以進入資源再生的系統和角度來看待。
如果我們對生態的理解，跳脫塔勒布所批判的西方生態學式——被他稱為將環境簡化為一組物質資源，透過環境管理、綠色增長等工具與技術，透過技術官僚、技術科學與經濟學等專家體系進行，這掩蓋了生態危機的歷史深度、壓制了異議；而是一種再放置在宇宙觀、歷史、勞動生產等條件語境下的。那麼我們面對的南方狀態，反而成為我們反思一個更完整關係、結構、圖景的參照點。更深層一點的意涵即是，看到資源的角度也必須（被）改變。
我們可以追溯從蔡佩桂《大譜普市 ——一座偉大城市的技術指南》（2019）見到其如何對開發派敘事批判，同時融入某種對文化力對大地修復、集體創傷治癒到再連結的活性的一種樂觀敘事；而如果再觀看同樣帶領目光至大林蒲、臨海工業區的 2022 年底《沿海六個夢》（測不準工作室 X 洄遊式創作集，2022 年底），重新帶著我們觀看「犧牲體系」的景觀面貌，對生存處境、都市困境、生活痛楚的召喚。事實上，上述的南方經驗是具備讓我們從完整生存整體、生態整體出發，來發展出某種將共生與生態塑造繪在我們行動圖景中的實踐關係。
Lockdown （封鎖）不是物理的囚禁，而是沒有外部
在布魯諾・拉圖爾的生前著作《封城之後》（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2021）中，作者用卡夫卡《變形記》中變態為蟲類的狀態作為一種比喻去描繪疫情期間隔離的狀態，事實上在自然 ／人為一體的所有技術環境建置下，沒有真正的封鎖、囚禁，只有完全在人為技術化世界內部。
在這篇報告中並無法做出總結，後疫情的轉折正實質在發生中，發生在後疫情文化建制的榮景下（一再破人次官方紀錄的參觀人次），透過文創產業，在文化治理的力量、資源投注的主導下，筆者我認爲一種新的精神構造正在形塑當中，正在脫離著上述《大譜普市》到《沿海六個夢》的精神敘事，而朝向一個「偉大城市」文明敘事神話的重構——被 都市發展的經濟需求綁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從上至下的城市精神營造工程，這樣的工程事實上是跟隨著整個文化治理的大型主體性敘事發展多年，如同《沿海六個夢》所帶我們去看到的一個巨大魅影。
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筆者尚無法進行回答，而另外一波正在發生的課題即將襲來，新的、全面性的觀看 ／景觀技術與經驗已經逐步滲透融入日常生活與思維模式之中， AI 讓人類從這一個物種進入變態之中。在這個進入技術物佈 建與生命全面連結的年代，「南方」還在戮力一再連結到大地、海洋、夢與未知國度。南方的藝術尚待經歷、發展、轉變其接收、活動等各部位器官的自我變形過程，南方的藝術需要更多展現它的脆弱，而不是優勢。
【參考文獻】
Lucie Kolb, Gabriel Flückiger. (2014): « New Institutionalism Revisited ». OnCurating, p.21.
Online: https://www.on-curating.org/issue-21-reader/new-institutionalism-revisited.html
Wang Yuehan. (2022): «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uratorial Practice: Disappearing Term, Fragmented Legacy ».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 673, 2022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rt and Cultural Exchange (ICLACE 2022).
Mohammed Taleb. (2014). L’écologie vue du Sud. Paris : Éditions Sang de la Terre.
Bruno Latour (Auteur), Julie Rose (Traduction). (2021): 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