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小卡

「城市遊牧」影展自2008年所開始策劃的「中國人權議題」單元，今年（2011）是以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作為專題主角，而安排在「艾未未專題」放映的兩部紀錄片，一部是大陸紀錄片導演艾曉明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另一部則是艾未未自己工作室的作品《老媽蹄花》。老實說這兩部片被擺在一起，其實很應該聽看看策展人有沒有什麼「有意」的說法，之後聽作家張鐵志說，這個主意其實一開始是他出的，而對於「碰上」艾未未被中國警察逮捕的這個事件，就影展單位和他的立場來說則只能說是「剛好」而已，但卻也因此意外地讓觀眾有了可以與現實對照的一個基準。然而，若以欲理解「中國人權」作為理解影片的切入點，這兩部片其實都表達了這一件事，只是說出的「真實」和說話的「口氣」不同而已。

要理解影片中的「真實」，得先將時間拉回到2008年的5月12日，當時大陸四川發生了自唐山大地震後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記得當時台灣的媒體也有報導，但那時報導一直停留在所謂的「災情」上，之後也沒有後續追蹤下去，所以我對於川震的印象也就一直停留在所謂的「天災」上。川震之後，艾曉明整合了來自各方的影像，剪輯了《我們的娃娃》一片，其內容有官方播出的節目錄像、家長用手機所錄製和政府工作人員交涉的畫面及公民記者用數位器材調查取証的過程，生動地（但非平衡地）報導了川震災區對校舍垮塌、兒童遇難及家長對一事件的看法，片尾也記錄了警方決定搭起封鎖線並禁止家長去災區取證的影像。同年的8月下旬地震百日祭後，艾曉明將成都環保工作者譚作人和謝貽卉，在廢墟之間奔走尋找校舍倒塌的原因的過程拍攝了紀錄片《公民調查》。2009年3月28日，譚作人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拘留。8月12日艾未未與公民調查計畫（註一）的志願者等十一人應譚作人的律師浦志強的邀請作為證人前往成都，入住成都安逸158賓館。凌晨3點，成都警察突襲檢查以上等人的房間，艾未未要求對方出示證件，但是被打。同行的張勁松、徐燁、臧一、劉艷萍皆被警方帶走詢問，其他人則被扣留至庭審結束。事後艾未未等人到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四川省公安廳和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信訪辦公室申訴均無結果。此後艾未未工作室將全程拍攝的影像剪輯成紀錄片《老媽蹄花》在網上流傳。2010年4月，艾曉明完成紀錄片《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其中除譚作人在獄中的自白及專家對於譚作人事件的看法外，更採訪了艾未未工作室成員參與公民調查的行動，及《老媽蹄花》影像的產製過程。

所以當我們理解艾曉明影像的一系列主題是「川震、譚作人事件及其延伸」，並將艾未未的《老媽蹄花》置放於其中的產製時間軸來加以思考，由此便解答了為何《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在內容上，除了是艾曉明對於譚作人從一個環保份子最後變成了「煽動國家政權者」的同情之外，更是艾曉明對艾未未以行動支持譚作人的過程所做出的後設解釋。

然而一般的紀錄片往往展現出的都是觀眾無法親歷或目睹的事物，或者說觀眾通常都是以一種「旁觀」的態度，躲在創作者鏡頭的背後「安全地」觀看影像所呈現的「真實」。但是在美學的概念上，紀錄片中的「真實」其實和「記錄」這件事有著極大的關連，「記錄」這個動作，一般都特別強調創作者的客觀態度，即使有所謂主觀的討論，也是在客觀前提下的主觀。因此「記錄」總或多或少被：消極、機械、準確、理智等科學性的思維所包圍。但分析一部紀錄片自然不可能只去分析創作者記錄的行動和記錄的方法，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在一支好的紀錄片裡所觀看到的，應該是創作者在尊重客觀的同時，是如何發揮其主觀的能動性以表達其在創作理念上的目的。故當從「記錄」討論到「紀錄」的同時，其實就是在思考那些所謂的擷取、闡釋、選擇、非虛構所講述的「真實」，也就是探尋那些「主動製造」的過程。

若我們可以同意紀錄片是創作者「有意撿選後」的產物，那觀眾在「老媽蹄花」鏡頭上所目擊的那段「親歷」的經過，就可以視為是艾未未一開始的創作目的，特別是其中艾未未在賓館遭到成都警方拘禁、毆打和盤問及影片後段艾未未進入公安局報案時將攝影機放入包包攜帶入內的兩段「全黑畫面」，它們皆記錄了艾未未個人與警察對峙爭論的過程（內容既像是有意犯險又像是故意挑選），那時攝影機無法攝入（或涉入）而只留下錄音的功能的「全黑畫面」，在影像上的效果反而令另一時空的觀眾，同步親歷了現場。更重要的是這個記錄形式上的「策略」（當時的無心開機及之後的有意剪入）所造成的「還原事件」效果，反而顯得影像品質等機械式的「畫面呈現」邏輯就應該「黑的」如此理所當然；這也或許解釋了，為何影展的策展人 David Frazier 會認為艾未未的紀錄片作品像是一種證據（注二）。 如同《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裡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所指出的，艾未未在《老媽蹄花》的表現完全像個觸媒，尤其是其中與當地金牛區分局法治科的科長徐傑見面過程的數段影像；在雙方相互同意皆記錄存證的默契下，鏡頭中的他，百般的試探、挑釁甚至類似逼供的過程，促動觀眾思考到攝影機的功能在這部片不僅是記錄工具更是箝制彼此的利器。但如同我前面所說的，那些拍攝品質不佳的影像其實才是《老媽蹄花》裡的重點段落，由於它的不穩、失焦、總是提醒我們攝影機的位置在哪裡（也提醒我們艾未未的「在場」），及生活感式的影像經驗處理，卻因此保留了「真實」，甚至因為它的「瑕疵」所以才「記錄」了影片所未直接呈現的部分（當權體制）。

相較於艾未未作品使用攝影機的方法十分類似我們很熟悉的狗仔美學，或北京大學副教授胡泳所謂的「貼身肉搏式的拍攝」，艾曉明的鏡頭顯得中規中矩很多，在《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的前半段是她針對譚作人被起訴這件事，企圖蒐集許多權威的意見，作為其對於譚作人從一個環保份子最後變成了「煽動國家政權者」的聲援，但是影片另外的篇幅，則是訪問了艾未未工作室及《老媽蹄花》的工作人員和許多人的觀後感。片中她特別問有警察背景的作家野夫，「你是否會對《老媽蹄花》片中的警察產生同情？」野夫答：「警察做事也是要有底線的，不能因為想邀功而做出失當的行為。」來點出其對譚作人和艾未未與當權體制周旋「後果」的看法，進而對觀眾產生說服，或者說是令觀眾心中產生了「如果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會被怎樣對待？」的念頭。

兩位創作者攝影機所呈現的「真實」，都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國人權」這個主題的切面；但如同我之前所提醒的，那些「主動製造」的過程，也反應了創作者的「有意目的」。那現實的「真實」究竟是什麼？或許就如同艾未未所說的，許多事「我們應該拿起攝影機來保留原始證據，因為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實是說不清楚」。

註釋

一、2008年12月5日艾未未發起了公民調查志願者活動，對512大地震遇難學生的具體數據，如；學校、姓名、年齡、班級、家庭住址、家長聯繫方式等進行調查，截至2010年3月，公民調查共找到5212名遇難學生名單。2009年10月開始， 艾未未以他發起的「公民調查」的名義向中央、四川省級、縣市級以及基金會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機構申請公開512條完整信息，包括災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細、坍塌校舍調查報告、以及遇難師生具體情況等近萬條信息，但卻沒有得到任何正面回復。（以上內容摘自維基百科「艾未未」）

二、摘自放映週報No.305，《 是另類藝術，也是社會運動：2011城市遊牧影展策展人David Frazier專訪》。

註：AOFA觀察者2011.05-2012.03期間發表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