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王嘉琳   文∣王嘉琳、徐建宇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乃2001年陳志誠領銜，帶領當時一群台藝大學生於板橋共同成立的團體，2009年由板橋遷至台北城中區，迄今走過共十個年頭。「打開—當代」的十年，恰恰是台灣當代藝術一段劇烈變動的縮影，不但是台灣當代藝術由國際學習逐漸本土化的過程、更是經歷了因國家藝文政策造成藝術生態丕變的現象。「打開—當代」的團員之一徐建宇接受了本站的訪問，訪問的過程中，他回溯了「打開—當代」十年來的來的發展，也對於「打開—當代」目前工作重點運作模式有所介紹與說明。雖不能以徐一人的想法認定是「打開—當代」全面性的意見與聲音，但從中仍舊可以窺知此藝術團體部分的性格與運作的模式。難能可貴的是，受訪時，徐建宇針對目前藝術團體皆不免申請補助的現象，深入的分析了藝術家對補助的矛盾心理狀態。徐建宇以一現役藝術家身份對現下藝術群體或空間提出了觀察，也對參與台灣當代藝術體制進行省思。

成立機緣與現況

在1999及2000年兩年間，當時還任職台灣藝術學院（後簡稱台藝）的陳志誠帶著一些學生，策劃了「藝術基地—新形「ㄕˋ」」兩檔展覽，這其中合作較為緊密的成員後來在板橋成立了「打開—當代」。徐建宇提到，當時之所以需要一個據點，一部份緣於台藝當時對當代藝術並不關切，除了師資缺乏，更沒有好的資源挹注，故一開始「打開—當代」的成立其實不無有對抗學院的心態。陳志誠與共同策展的初代成員們決定藉由「打開—當代」在校外落實藝術家工作室，讓工作室又是另類的展覽場域並同時為藝術教育的空間，希望藝術家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生產自已的論述。

談起藝術團體的運作，最現實的環節莫過於對金錢的需求。工作站成立之初，因台藝學長姐、學弟妹相互結識的因緣共有二十多人參與，然成員的來去變換頗為頻繁。而共同承租工作室的關係，一旦有人退出，團體便不免遭遇房租增加的困擾。自2009年遷居於由忠泰集團所提供台北城中區一隅，（註一）目前「打開—當代」的房租已暫時省下，而其餘花費則來自成員自掏腰包所籌措的共同基金來支應，使用在必要的水電、網路及舉辦展覽時所需的等雜項上。目前共有十二名成員。（註二）

陳志誠與「打開—當代」

談到「打開—當代」的工作重點，策展一直是團體發展的一個核心項目。在論及「打開—當代」行之有年的策展工作時，徐建宇回顧了彼時陳志誠如何藉由策展，進行一次又一次對台灣當代藝術的提問，而這無疑也為「打開—當代」目前工作的模式和思考奠定了基礎。對陳志誠而言，在法國待了十幾年後回國，恰好遇上彼時台灣當代藝術正伴隨國外藝術資訊由多方管道進入而開始蓬勃發展，而這讓他不得不思考台灣在地消化這些國際資訊的方式。

陳志誠在國外所觀察到的當代藝術發展，與其返國後在台灣發現外來當代藝術被本土吸納的情形，其體認到兩者的碰撞狀態應該更謹慎更嚴肅地談，以迴避一種快速的本土化語境，為此他花了一些力氣試圖將當代藝術的知識發展系統化。他別重視藝術史的認知，在某種程度上他並不太認同當代藝術是種突然或突變的狀況。雖然他策劃的展覽最主要在處理在台灣的狀況，但他認為如果沒有成熟的史觀當作基底，就無法面對當今全球化的當代藝術情勢，容易流於一種片面的自我解讀。也因此他遭遇了一些認為他過於糾結於「西方」藝術史的批評，但陳則認為與其用一種民族主義的方式去迴避這樣的狀況，還不如去出談這中間真正聯繫起來的東西。

「我們正開始知道當藝術家是什麼東西」

問到十年來「打開—當代」如何延續或轉變？徐建宇則指出，現在這批主要成員們多半這一兩年間處在要畢業不畢業的狀態裡，才漸漸認識到一種「成為」或「作為」藝術家的狀態。徐建宇談及自己剛加入團體之際，當時「打開—當代」的主力還是比他們年長個幾歲的學長，他說：

我們所有對藝術家的想法都是來自他們，但我們看他們的狀況是很矛盾的，因為我們所有對藝術家的想法是來自這些人，他們發展了一種藝術家的典範，你看得到成果，也樂於去學習他們，然而環境卻對他們不夠友善，因而多數都在各種現實考量下另尋出口。

他們可能仍然是藝術家，但一種更公共意義上的「藝術家」對當時後才加入工作站的成員仍是有點模糊的概念。而今天藝術環境跟十幾年前差異很大，藝術市場的轉變、雙年展帶動的全球化議題，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化補助增加，此表示這個時代的機會和那個時代的機會是完全不一樣，對年輕一輩來說可以看見更多可能，所以他們現在有更多途徑去經驗體制的狀況。對此，徐建宇的想法是，當然可以有一種純粹的理念是不去重視藝術圈，但對他來說，這樣的「不重視」並不意味著能夠瞭解體制的整體狀況。好比參與美術館、畫廊的展覽，又或是如何進到雙年展這種體制的問題，對早期多數的年輕輩藝術家來說是難以思考的。他們面對的狀況比較單一，能比較的對象也受限得多，現在，資源的餅越劃越大，一方面國際交流也蔚為風潮（補助上也很有重量），藝術家更容易了解國外的狀況，而一旦整個環境在改變，對藝術的目標或成為一個藝術家的想法也有很大程度的改變。

「我們正開始知道當藝術家是什麼東西」，藉由和學長們差異性的比較，徐建宇更深入的談論到現在藝術家普遍遭遇的一種處境。 過去在台灣當藝術家意味著一種社經地位的關卡，需說服自己和說別人為何自己的作為是藝術，這是一個艱苦的選擇，也許學長們的創作多半因此循序漸進而且紮實。今天的狀況則是「藝術家多到跟什麼一樣」，成為藝術家似乎並不是難事，學院畢業後出來當一個藝術家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只要你能待在藝術圈裡。今天，參與台灣（北）的藝術圈已經足以說明很多事情，一個簡單展覽經歷（不管你從什麼管道進去），你就不會被懷疑不是藝術家。所以問題很可能變成「我們沒有通過自已解決自已是藝術家這個過程（而是通過體制）」，這樣的反省回到「打開—當代」，徐建宇認為工作站的成員雖然不會刻意回到過去、去否認自已是藝術家，可是今天對他們來說仍然有新的狀況和挑戰。

空間生存與補助

對現今的藝術團體而言，申請補助幾乎已成了不可錯失的機會。而當藝術團體與藝術空間與藉由補助與政府似乎形成某種密切的關係，則該如何看待「替代空間」這個名詞在過去一貫標榜對抗美術館的替代精神，又「打開—當代」的狀況為何？然對此提問，徐建宇則認為，當幾乎所有的替代空間依賴補助了，理論上就不太可能有什麼對抗，大家都是國家養的。他也提出一些觀察，認為今天己經可以說沒有「替代空間」，只有很多路線有些微不同的「空間」，這慢慢變成很平很均勻的狀態，真正另類的東西已很少出現，所有的空間都長得差不多，發展的東西也都差不多，拿的補助也一模一樣──或者說另一種可能的區分是賺錢、不賺錢。徐建宇憶起工作站在2004、2005年前難以申請補助，他認為當時何止是對抗美術館，大家面對的是整個體制對你的不接納或不友善（當然了這不是個案，許多當年的替代空間也有類似過程）。從某個角度來看，當時的確是工作站最地下的時期，當然也是工作站最有抵抗能力的時期。

他不諱言，今天所有的空間都在拿一樣的補助，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某種程度上大家也都失去批評的能力。但他也說明了此事有其必然，在於得到補助的方式變得寬鬆、項目也很多，而且這不能被視之為一個簡單是非對錯的問題，所以大家最終還是會走向這個路。今天甚至有藝術家認為沒錢無法做事，看待補助已經是理所當然，不申請補助，就意味著回家吃自已，而這個理所當然已經昭告現階段藝術生態丕變，已和過往截然不同。徐更認為補助讓藝術家和國家、或者說當代藝術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已經不言可喻。同樣關於補助所衍生的問題，於工作站中仍然有很多討論。對於「要不要拿補助」這個是非題，他認為首先得先關注的是國家是「如何地」補助藝術，他也談到，光是這個問題在歐美便已是完全不同的發展。好比美國比較興盛的是私人的補助，公共補助的比例偏低；在歐洲傳統上藝術的位置較高，則是國家被要求要發展藝術。而他認為台灣的狀況有點曖昧，我們的社會制度學習美國較多，但國家藝文的補助卻主宰了藝文圈生死，所以這是台灣必須討論的基礎。

「今天我們會覺得補助是理所當然這件事，我自然也希望申請到補助金，但你首先還是要面對自已要怎麼看待你如何被國家養的這個狀態」，畢竟當代藝術被大家認可的的價值之一仍是它具有一種公共討論的價值甚至是批評的能力。一旦藝術家靠補助生存，則等於變相受制於文化政策，想透過創作來針砭公共議題的能力也相對受限，容易像是打高空。「就某層面來說，這種矛盾也反應在這幾年大家談什麼現實不現實的問題談得那麼沒有力，大家才會那麼不信任當代藝術」。徐建宇以其體悟、看見的經驗來說，「拿一個補助做事，你要考慮到這樣好不好，那樣好不好，這樣會不會過？這些全部都不是你原來在考慮的事情，那就是一種受限的狀況」。所以工作站後來所做的一些展覽某個程度上來講，也是在找這個問題的出路，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不該拿錢，但要怎麼在這中間找出那些隱晦的題目來談。

關於團體、策展、走向

對於「打開—當代」這個十年的團體，讓人不得不好奇究竟維持的動力何在？是否有一個團體的必要性？之後又是不是有怎樣的期待或目標？關於此，徐建宇的答案則是回到關於群體工作的效應上：

倘真的有一種工作，是關於當代藝術真正做到它能跟所處的環境溝通，或是你可以創造出一種溝通，則那某種程度上很超過一個創作個體的負擔，你是需要有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把那些東西累積起來。

他認為策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關於「打開—當代」的策展工作，徐建宇表示，在台灣藝術家策展是一支特殊的路線，他們的優勢是提供從創作中拓展出的論述視野，也許並不是十分有系統的理論，但至少可以談出一些有趣的問題。對工作站而言，倘若過去二十年當代藝術在台灣確實有所的生根，則其必定有些糊模但重要的事物反映在眾多藝術家的摸索之中、需要被嚴肅談論的，而這些事物並沒有那麼快就可以銜接到比如全球的雙年展的議題，這當中一定需要補充，而徐建宇認為他們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做這種補充，「打開—當代」希望能在策展的層面上提供一種深耕的、談新東西的方式。

因此，很難有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這些龐大的作業，更何況他認為在這個裡面可以包含一種以上的聲音，形成一種相互交流與溝通的模式。但他其實也不否認工作站十年至今，大家想法都不一樣，目前的思考也跟當初完全不同，但他認為這有這的好處，大家各自做自已的事情，工作站還是發展，甚至也會整個創造出不同的狀況。但他們在並不會去談團體的必要，畢竟事實上過程中有人加入、也一直有人在退出，當不認同到達一個界線的時候，就會有人離開。徐建宇描述了工作站實際討論的情況：「一直以來我們都是十幾個人的團體，開個會三四個小時開不完，我們現在是很節制了，以前在板橋的時候大家從晚餐開到半夜，誇張一點的時候開到天亮，為了討論一個展覽」。他繼續說到其實現在也必須試著用一種已成體制的現實來去考慮這個空間的相關問題，而當他們考慮自己已成為一種體制的時候，就要不免要面對這個組織發展出來的各種社群會有的矛盾。徐建宇指出，社群雖仰賴群體中每個人的連結，卻又必須同時排除不符合這個社群的想法的人，這是社群的矛盾，當然也會在工作站中發生。

不過徐還是用一種正向的觀點切入，他認為畢竟「打開—當代」到現在十年，不管再怎麼講它，「也算是一件事情了」，「大家也知道打開當代有在策展，我覺得至少在這種形象上是大家認同的目標」。接下來，工作站的默契是想把它推到一種更國際的狀況，好比近期就有與泰國的交流的計劃。徐提到，東南亞的國家離台灣最近，但大家卻都不夠瞭解，一般人都只知道歐美怎麼了。對工作站而言，能夠取得與東南亞藝術更多的交流是樂見其成的，也認為這個目標凝聚了工作站的認同。

—————————————-

註一、此處簽約預計至年底為止。

註二、成員為李若玫，周育正，徐建宇，許家維，郭姿怡，陳思含，張恩滿，邱承宏，吳建興，劉千瑋，施佩君，羅仕東（此處按姓氏筆畫多寡排列）。

註：AOFA觀察者2011.05-2012.03期間發表之文章